第一章     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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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家鄉在湖南省桂陽縣和平鎮白杜村水家沖自然村，是一個普通小山村。村如其名，位于一個三面環山的一條沖（或者一個溝）上。沖是我們家鄉土話對溝或者溪的另一種稱呼，村子就在這條有水流的山溪邊上，后來因為有溪流，政府在村前建設了一座小水庫。從風水角度看，符合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左邊是東方，有山，是青龍；右邊是西邊，也有山，是白虎；前面是水庫，是南方，是朱雀；后面是后山，為北方，是玄武。這就是風水學上的所謂一塊寶地，是村里引以自豪的一事。風水學確實不是空穴來風，從我自己的經驗看，村子冬暖夏涼。三面環山的緣故，冬天寒冷的北風吹不過來，而夏天和煦南風可以從南方吹過來。村子對著東南方向，村前朝東南。雖然如此，這個到今天大概總人口二百多口的村子自古到今并沒有出什么特別人物，既沒有出過什么學養豐富的讀書人，也沒有出豪門大戶，甚至普通政府公務員也很少，反而印象當中村子十年九旱，這種干旱通常發生在每年下半年，辛苦種下的水稻，該做的都做了，該施肥的施肥了，所有的勞動和成本全部付出后，等到抽穗的時候，幾十天不下雨，整個村沒有灌溉水，所有水塘都干涸，綠油油的水稻慢慢變黃變白，最后幾乎顆粒無收。豐收的年稱很少，除非到處雨水豐潤，風調雨順，我們村子才不干旱，所以我對村子的記憶是貧窮、饑餓、苦難。全村都是貧下中農，風水沒有給大家帶來財富。中國幾千年維持農耕社會，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只有那些有成片良田附近的村子，才能產生豪門大戶，然后才能興辦學堂，才有學子參加科舉，中舉考進士，成為鐘鳴鼎食之家，出現衣冠之族。

   村子既不靠交通要道，也不近名山大川，上天沒有任何特別的眷顧，只有靠苦力勞動才能生存，因此村里的人特別勤勞。我后來讀到《古文觀止》中“敬姜論勞逸”一段話：“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說的是：自然條件好的地方，屬于沃土，肥沃之地，一年勞動，可以幾年夠吃，生活在這些地方的人容易游手好閑，所以說沃土之民不材；反之，貧瘠之地的人民，必須勤勞才能有飯吃，游手好閑只能凍餓，所以說瘠土之民，莫不向義。我發現村里從來沒有游手好閑，無所事事之輩。貧窮限制了想象，貧窮也限制了行為。我從小對村里面的大部份記憶，都是跟貧窮相關。窮則思變，他們也想變，哪怕有一點希望，他們就會去試。記得我父親就去附近橋市灰山采過幾年松脂油，村里也嘗試過其他經濟作物，比如種植玉竹，但成功的少，失敗的多。

   自然條件的限制使得村里在農業社會中始終無法突破。方圓十幾里都知道水家沖，實際是個“旱家沖”，所以一般女子往往不愿下嫁這樣的地方，小小的村子輩輩都有光棍。這是自然條件決定的，只有那些有眼光的姑娘，義無反顧看上了村里的小伙子，愿意到條件艱苦的地方生活，才嫁到這個村子，這也是村里人相聚不斷提起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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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家沖被方圓十幾里的村民反復提起的，除了干旱還有賣磨芋豆腐。不知從哪一年，也不知道從哪一家開始，這個村子家家戶戶賣起了磨芋豆腐，年復一年，日復一日。

到了下半年，晚稻收割后，農村進入農閑時節，水家沖家家賣起了魔芋豆腐。他們通常是前晚先做好魔芋豆腐，第二天天不亮就起床，把做好的魔芋豆腐一塊一塊地從大鐵鍋中搬到籮筐里，然后挑著這上百斤的擔子，向周邊各村四散開去。每到一村，就打開嗓子大喊“賣磨芋---，賣磨芋---”。往往其他村的人還沒起來，我們村賣魔芋豆腐的就在街上吆喝了，然后被吵醒的村民這個三斤那個五斤就起來買魔芋，擔子就越賣越輕，順利的話一個上午就賣完了，中午就挑著空擔子回村子。碰到不好的情況，可能一擔磨芋一直挑著， 始終沒人買，擔子一直沉沉的，一直挑著擔子向更遠的村子走，也許走到天黑。

   我從小就是被賣魔芋的腳步聲吵醒。大人們出發實在太早，遠沒有到起床時間，被吵醒了還得繼續睡。但是對于村里的大男人，他們沒有理由不起早--整個冬天，他們沒有睡到天亮才起的機會，不是他們不想睡，如果你睡久了，起遲一點，你要去的村子早就給其他賣磨芋的人走過一遍，你只能挑著擔子繼續朝更遠的地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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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小生活在水家沖，除了去外婆家高橋村走親戚，幾乎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個生養我的地方，直到我讀寄宿的初中和高中，幾乎完全沒有離開過這塊小小的土地，離開這個村子，所以我對她特別熟悉，就像熟悉我自己身上的部位。我的童年是快樂和自由的。家庭記憶從父母開始。我既沒有見過爺爺奶奶，也沒有見過外公外婆。我是父母生的第四個孩子，在我上面有一個哥哥，兩個姐姐，我的下面還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一個有九口人一起吃飯的大家庭，在這么一個十年九旱的村子，吃飯問題成為家庭最核心的問題。

在人民公社時代，村里統一分配的糧食根本不夠這九口之家吃飽， 需要屋前屋后的少量自留地中種植蔬菜瓜果來充作糧食，最主要的就是紅薯南瓜之類，米飯只能限量吃。為了讓大家都吃飽，作為家庭主婦的母親真是費盡心機，她總不錯過季節地在哪怕是巴掌大的地方種下一蔸南瓜、幾顆茄子或者插幾根地瓜，不同季節種下不同蔬菜，見縫插針。這樣，除了自家吃，還可以拿一些到集市上去賣，換來全家油鹽錢。

操持這樣一個大家庭，需解決的問題千頭萬緒，但單單讓大家吃飽就是一項巨大工程，所以我們小時候除非來了客人，很少見到家里像樣的煮一鍋干飯，通常把米飯做得介于稀飯與干米飯之間，這樣免強讓大家吃飽。其實就是這樣的飯也不能放開吃，父母常常是吃半飽。我那時還小，不懂事，只要鍋里有就放開吃，我們小孩多吃的結果是父母的挨餓。

勉強解決了吃飯，只是生活的第一步。俗話說貧賤之家百事哀，除了吃飯，吃菜也是一件大事，穿衣穿鞋又是一件，做飯用的柴草等等又是一件，每件都把這個家庭壓得喘不過氣，都需要付出難以想象的艱辛勞動 。這些事情驅動著這個家庭從小孩到大人永不停歇地勞作，一年除了有限的幾天，其他每天都要勞動，自給自足地滿足一個大家庭的一切消耗，只跟外部社會保持有限的接觸和交換，延續著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農耕家庭的模式。他們“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外面社會的任何發展，變革以及革命都只能以故事傳播到這里。一切似乎都跟這里毫無關系，外部社會對鄉村的實際生活觸動不大，這個與外界半獨立鄉村的每戶人家都是這樣自生自滅地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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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成長時期，處于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年代。關于這這十年，1966到1976年之間整體社會的動蕩，有非常多的作品描述過，對中國社會發展的破壞，對知識份子的沖擊，對整個思想文化的沖擊都相當的大。這個并沒有任何贏家的動亂，連發動的人最后也成了受害者。但是，它對偏遠鄉村的影響卻要小很多。鄉村雖然也有放高音喇叭喊口號，偶爾召集群眾開會，綁上幾個地主反壞右戴上高帽上臺批斗，但是主流還要生產和勞動，因為最直接的厲害關系就是沒有生產就沒有糧食。我只偶爾見過村里一兩個愛出風頭的人去外面參加什么“湘江風雷”的造反派，但是絕大部分農民沒有資格參與，也沒有興趣參與。鄉村相對安寧地度過這段動亂時光。

十年動亂，農村中倒霉的是所謂“地富反壞右”。地就是地主，富是富農，反就是反革命，右就是右派，這五類人是專政對象。農村主要是前兩類，地主和富農。每次開會不管他們現在有沒有錯，先把他們捆了押到臺上批斗再說，所謂階級斗爭月月講，天天講。我們整個白杜村只有幾個小地主、富農，還有一些過去在國民政府做過事的人，認為他們是反革命，反正他們也沒有申辯的機會。

水家沖村就有一個這樣的“反革命”，其實就是一個由國民政府統一安排的教師，一個小學教師而已，想反革命還夠不上資格。就這樣一個所謂的“反革命”，一旦村里有什么批斗會就把他拉出來批斗。可憐弱不禁風的教書先生，在臺上反綁雙手站幾個小時，不能喝水，不能坐下，偶爾還會挨幾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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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時候看到的農村生活局限在自己小小的村莊，物質生活貧乏到極點。生活的互動和交流就是在有限的人物和空間展開。他們白天一起去田地里干活，晚上在一起喝茶聊天，這幾乎是他們全部的文化生活。我靜靜地聽大人講各種奇聞故事。我爸爸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見識豐富，語言幽默，待客熱情，我們家幾十年來一直是村里的中心，是文化交流的中心。無論早飯后上午上工前，午飯后下午上工前，或者晚飯后睡覺前，少則一兩個，多則十幾個村民聚在我家小小的廳屋內，主角永遠是我父親，話題除了各種笑話，還有三國故事，空城計,草船借箭，氣死周瑜等等，也有論語中顏回陋巷，子夏問孝，孔子困陳國等等，還有孟子見梁惠王把堂堂國君頂得臉面掃地。所有這些都是隨口而出。

父親在私塾八年，舊學功底深厚，這種聊天正好成為他的文化講堂，讓他找到了文化人的感覺，找到了一絲自信，在小小的鄉村樹立了他的權威。村里人也通過聊天，獲得了他們十分稀有的精神享受。他們或是父親的同輩或是晚輩，但是他們都是父親的崇拜者，父親因此也成了維系鄉村穩定的鄉賢。村里有打架斗毆、夫妻不和、婆媳關系緊張、紅白喜事等等，都是找我父親出面。幾句切切入理的話，一句幽默的玩笑就把矛盾化解，把事情擺平。我小時候也跟大人一樣十分崇拜他，他成了我的百科全書，所有能提出的問題他都懂。

農村人既簡樸又復雜。你說他們頭腦簡單思想單純，沒錯。因為大部分人一生沒有去過縣城，沒有讀過書，幾乎沒有接觸現代意義上的稱為文化的東西。他們接觸的人永遠是村里那些熟悉的面孔，或者再加上幾個鄰近村子的人，這就是他們生活的幾乎全部。所以你有文化，他很容易崇拜你。但是要說他們就這么簡單，那遠不是。

他們生活在狹小的空間，眼界就是那么寬大，你認為很小的事情,會在他們心里放大，產生矛盾的結，無法解開，因此小小的村莊,罵街的，打架的，經常發生。有時為了爭一點點土地，有時是你家的牛，吃了他家的菜，沒完沒了。每當這個時候，我父親這種鄉賢發揮了很大作用。我從小就崇拜這種有超大能力和智慧以及威望的人，他的話雙方都要服從，就好像法院的判決。村里人雖然矛盾不斷，但是超出這種鄉賢處理不了的問題，少之又少，可能幾年甚至幾十年也不會發生。我印象當中幾乎沒有那種超出了他不能處理的事情。所以，中國的農業社會，其實是鄉村文化以它獨特的方式維系了幾千年的穩定，有它獨特的方式。小說《白鹿原》描寫的白嘉軒就是中國鄉村中鄉賢的代表。后來我看到許多的村子村民都搬到城里住，鄉村文化消失得差不多，自己很為之傷心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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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鄉村生活貧乏，其實只是外人的感覺，或者是跨越時代去看所形成的感覺。在當時，他們既沒有感到貧乏，也沒有感到單調，因為他們沒有比較。他們能比較的是周圍村子的情況，而這些村子也差不多。農村人最歡樂和最重大的日子就是過年，所以魯迅小說里說，舊歷的新年畢竟最像新年，我略做改動，農村的新年畢竟最像新年。對過年的期盼到底從哪一天開始誰也說不清，有些人可能剛過完年，就在期盼和規劃下一個年，大部分人可能從下半年開始想這個年要怎么過。比如過年要殺豬，那必須提前養這么一頭過年殺的豬，或者過年要吃雞，必須提前養幾只，他們的思維就在這種自給自足的范圍內。但是過年要穿新衣服，那就要規劃怎么出售一些農產品，賣出換錢。有了一些這樣的目標，然后他們再去行動，到過年的時候才能理想變成現實。他們一年的生活就是被這大大小小的一些目標，然后再去行動，到過年的時候才能理想變成現實。他們一年的生活就是被這大大小小的目標驅動著前行。

小時候我幾乎沒有穿過新衣服褲子，也從來不敢跟父母提這種要求，為了我們大家庭吃飽，他們已經費盡心機。我大部分時候是穿上面兩個姐姐穿不了的衣服，母親改一改再給我穿，或者穿我哥哥部隊寄來的舊軍裝，我從來不敢有過年穿新衣服的奢望。我小時候對過年永遠都是同樣的目標和期待，這就是玩幾串鞭炮。為了這個目標我可能離過年幾個月就開始準備，有時是得到幾毛錢的意外之財，那我就先去集市上買好，在一個不為人知的地方好好藏著，任何人都不知道，然后每隔幾天我會去看看，拿在手上看幾眼，輕輕地又放回去，生怕弄壞了引線，那種熱愛和珍惜無以言表，跟有錢人看到價值連城的“海洋之心”鉆石差不多。這就是我的最愛，愛到骨子里去的東西，其他任何東西代替不了。貧乏的物資時代很難產生其他理想，思想單純到對鞭炮的愛上升到最高。

離過年越來越近的時候，過年的氣氛越來越濃，這種氣氛的濃烈似乎越是貧窮的地方越濃。這種氣氛既有外部的宣染，又有內心的反應。農民離過年很久就去規劃著過年，期待著過年，他們的行動都會以過年為時間結點，為參考坐標的起點或終點，因此臨近過年的時候，往往過年一詞被反復更多的提及，感染和影響了我們這些沒有什么過年目標的人，也把我們小孩子的心攪得跟他們一起躁動，我們心里也開始盤算著離過年的日子有多久，想象著過年那天，大年三十以及年初一那天的幸福歡樂，往往這種想象的幸福是一種更持久的幸福，生活中因多了這種想象而歡樂。

 中國過年的習俗沿襲了幾千年。這里包括年前準備，大年三十和初一各家自己的聚會，以及接下來的走親戚和親戚來拜年。離過年還有幾天，村子明顯就忙碌起來了，井水邊的人明顯就多了，婦女們開始盥洗家里的各種用具，比如碗、柜子、衣服、被子等等，也開始殺豬、殺雞、殺鴨等。這些殺豬、殺雞、殺鴨家的幸福感洋溢在他們臉上，感染著那些沒有殺豬、殺雞、殺鴨的家庭，幸福感不斷傳遞，鄉村過年的氣氛便越來越濃。

 殺一頭過年的豬，這個對普通農村家庭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為了這個幸福，家里的主婦要辛苦一年，每天按時喂養，就像養一個小孩一樣，觀察著，欣賞著，盼望著快快長肥長大。正常速度，一頭豬喂一年可以長到100多斤。到宰殺的那一天會把鄰居幾個喊來幫忙，然后美美吃一頓最新鮮的殺豬肉，最新鮮的豬血，最新鮮的豬腸等，一家人又像過了一個小小的節日，這就是農村的歡樂和喜事。

大年三十晚，農村過年的習俗是自家人一起過，沒有任何親戚，出嫁出去的女兒通常也不來，只是自己家庭的聚會，也是最豐盛的。家里平時用來招待客人的魚肉在這一餐會全部給自己家享用。這是一年最幸福的時光，全家洋溢在豐收的喜悅當中，享受著自己的勞動成果，以吃飯的形式慶祝一年平安過去。幸福感更多來自于成就感，來自參與，來自年節的氣氛。我們家人口眾多，就是大年三十這一餐也不是什么菜都有，雞鴨魚肉也是象征性擺那么一碗，筷子下去常常夾上來腌蘿卜。九口之家任何東西都消耗太多，始終只能量入為出。

在良好的氣氛下，每個家庭都其樂融融，享受這最高興和幸福的時刻，然后有一些父母會拿出新衣服新褲子給自己的兒女，有些家庭會給壓歲錢，通常是一角兩角，如果哪個家長能給上一塊錢壓歲錢，那在這個村里會引起小小的轟動，只是，這種事我從來沒聽說過。我自己從童年到少年從來沒拿過父母的壓歲錢，他們大部分的時候確實沒錢，即使有，也會有更重要的安排，所以我從來沒有這種奢望得到哪怕一角的壓歲錢。不僅我們家沒有，大部分農村孩子都沒有，普遍的貧窮使他們沒有比較，也就毫無怨言。偶爾，哪家父母會給兒女添置一件新衣服，這可不僅是他一個人的喜事，而是一家人的喜事，也是一批同齡人的喜事，這個少年或少女不知為這件衣服要高興多久，要炫耀多久。

   大年初一早上是習俗中放開門炮的時間，家家戶戶放一串鞭炮開門。據說越早越好，因此半夜就有人開始放鞭炮，鞭炮聲此起彼伏。天一亮，我們一批年齡差不多的兒童就起來了，這個時候哪家開門鞭炮一響，我們就飛速尋著聲音而去，主人的鞭炮還在響，我們一群小孩就圍了上來，只要他一轉身進里屋，我們的腳飛快地伸出去踩滅還在燃放的鞭炮，撿起來給自己玩，動作要快要猛，否則即使熄滅了，勝利的果實也屬于其他人。這些貧窮的小孩就在這種爭奪中享受著他們的童年，他們臉上洋溢著快樂，貧窮沒有限制他們的幸福，物質的貧乏使他們從物質之外去尋找幸福，或者把小小的幸福放大，所以同樣有幸福的童年。我的童年詞匯里沒有煩惱，有的只會是歡樂，跟物質無關的歡樂。

初一的例行習俗，早飯自家人享用。早飯后村里的同族人就會來邀請父親去他家喝茶，這既是一種作為鄉賢或者是族長應當享受的待遇，也是一種相互的禮節。一個上午大概去十幾、二十幾家，其實到最后純粹是一種儀式，既不可渴，也不餓，既不一定喝，也不一定吃。但是如果他不去，對方會缺少點什么的感覺，我父親也樂意給每家來請的人面子，哪怕只是儀式性去坐上幾分鐘，對方也算完成了對我父親的一種崇敬禮敬，年年如此。我父親高興自己有這種待遇，他在村里始終是坐上席的角色。這種禮節在農村更嚴格，哪怕你有其他成就，但禮節上始終不能超越他，這種待遇跟物質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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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在有些方面遺傳了父親作為鄉賢或者族長優秀的一面，其中一條就是號召力。我從小就在村里的小孩中有號召力，有權威。這不是簡單的說我是孩子王，因為我從來不動手打架，更不會欺負同齡小孩。我的威望來自于我比同齡小孩懂得更多，并且把這些懂得的轉化為兒童或少年的娛樂。我從小會講故事，從日常閱讀當中找到了故事的素材，然后講給同村的小孩聽，這就成了他們少年時代幾乎是唯一的精神享受。

課余的時間，我們共同的勞動就是替家里拾柴，到山上撿做飯用的干柴。在那個年代，燒煤還是件奢侈的事，每天做飯燒的柴成了小孩的任務。我們一般年紀在七八歲到十幾歲的孩子就一起上山撿柴，比如干樹枝，松球，干樹皮，落葉等，還有就是砍雜木，但是松樹不能砍，那是有用的樹。雜木砍完了還可以挖樹根，反正什么東西可以燒就砍什么，挖什么。上山時每人提一個筐，收獲差不多以后就圍坐下來聽我講故事。比如林海雪原里面的故事，抗美援朝的故事等等，反正只要我看過的就講給他們聽，慢慢就形成了對我的依賴，然后自發地形成了一個有組織一樣的群體，把我推舉為司令，下面有軍長朱陽山，有營長朱愛平，士兵朱衛清，朱海山，朱四清，朱黑子，朱兵山，朱成家，朱寶山等，反正能叫出來的職位名稱給他們都安一個。村里小孩得到什么小東西，自己不舍得玩，拿來孝敬我，比如從哪里撿了一個小螺絲，一個橡皮筋，一個小紙盒什么，即使他不主動給，我會通過其他的方法讓他給。當時我們喜歡玩打賭的游戲，我們叫賭咒，比如說兩個人賭咒，他賭輸了又沒錢 ，只能老老實實把禮物奉上。

通常我不會跟同齡小孩打架，要打是軍長代我去打，只要違背我，有人去懲罰，但是這種情況很少，大家始終和平相處，偶爾也有大人知道我欺負小孩的事，因為他們為了聽故事，首先幫我把柴撿好再去撿各自的，大人知道后狠狠的訓我，說我像地主一樣剝削其他人，但是事情還會繼續，大人干預不了，小孩也怕被群體孤立。

   賭咒的游戲持續一段時間，大部分是我贏，因此他們欠我的賭債越來越多，雖然每次只有五分錢，但是十次就是五角，所以有一年到冬天的時候，朱衛清和朱海山已欠我賭咒一塊多錢，他們又沒有東西還債，我就跟他們說，你們下到水庫下覓子（土話，潛水），下一次少五分錢。他們兩個就真的脫下衣褲下水，撲通撲通在冰冷的水里下覓子，但是動作很快。我就在岸上計數，一直到把賭債還清，他們哆哆嗦嗦上岸穿衣服。

  我并不是常勝將軍，也有失敗的時候，那是碰到強大的對手了。有一次，也是很冷的冬天，我和朱陽山在田里做什么事，我們兩個小孩碰到大人朱人人，朱人人從錢包里拿出一塊嶄新的人民幣，跟我們說，你們兩個，下到水里游過去，從水塘的這邊游到對面，我這塊錢就歸你們。當時這一塊錢對我們的誘惑力太大了，雖然是冬天，穿著厚厚的衣服，我和朱陽山還是躍躍欲試，我望著他，他望著我，我說你下，我就下，他說你下我就下，最后決定大家一起下去，然后我們就在岸上把厚厚的衣服一件一件脫掉，然后撲通跳到水里游起來。我們游到中間的時候，朱人人挑著糞桶飛快的走了。我們才知道被他捉弄，他壓根就不想給我們錢，我們氣得無處發泄，把他留在田里的鋤頭扔到了水庫中央。禍不單行，一元錢沒到手，信息卻傳到我父親耳朵里，當我裝作若無其事地回到家，一到門口，父親重重地兩個耳光就打到我臉上，口里罵著，你這個死崽，冬天游泳，不冷死你。

我也做一些似乎跟年齡不相稱的事，比如號召大家栽樹。我們從山上挖來小樹苗在房前屋后栽種，并且栽的數量不少，很多成了材。

聽故事只是我們的一項活動，還有其他活動。我們學著當時戰爭片的內容，每個人用鐮刀改裝成一把梭標，我們叫“如如貼貼的刀”，一起背上山，好像去打游擊的樣子。大冷天大人都圍在火爐子邊的時候，我們十幾個小孩就上山了。沿著山頂走，巡邏一遍再下山，差不多一個上午或一個下午就過去了。小時候我能看的電影無非就是戰爭片，比如地雷戰、地道戰、鐵道游擊隊、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等等。所以我十分崇拜軍人，從小渴望有朝一日能拿槍上前線，經常在腦海中想象跟敵人遭遇，想象襲擊敵方，總覺得自己一定會勝利。我走過一座山，就會設想山下一隊敵人經過，我從山上向敵人發起進攻，連做夢也常常進入戰場，所以小學開蒙的時候按我們家鄉的規矩，每個人要取一個上學用的名字，我就是在字輩外取了一個軍，因為我心中無限崇拜軍人。

我們家到我已經是第四個小孩，父母為一家吃飯操勞，母親忙做飯洗衣，種菜喂豬等等，父親外出掙工分，哥哥在部隊，姐姐也要掙工分，沒人管我，我從小都是自己管自己，只要不惹大事，一家人基本不會管，所以我是從小自我成長的人。后來進了小學，有老師管，但是當時的教育和學校處于非常放任的狀態，鄉村小學更加糟，很多人小學讀完了，不會寫信，不會看報，更不會讀書，這是很普遍的事，小學畢業還是文盲。整個小學時期給我無窮無盡的玩的時間。我是極少部分既可以看報又可以寫信的小學生。每天村里的《湖南日報》由我從學校帶回村里，交給隊長，我成為第一個讀者，也常常是唯一的一個讀者，因為其他人要么不識字，看不懂，要么沒時間和機會看，報紙到了他們手上，大部分的時候成為他們卷煙的煙紙。有時我會把看報讀到的內容作為聊天的話題，更加強了我在小孩當中的權威。偶爾也會跟大人聊天，給大人講一些故事，跟我父親一樣，比如1974年夏天傍晚，一場流星雨劃過夜空，整個中國大地很多人看到了，我們村的人也看到了，大家就開始緊張，有些老人說天上劃過這么亮的星，要遭大災啊，反正很緊張，后來報紙上登出文章，說是彗星掃過大氣層，是正常的天文現象，不會有問題，然后我就在聊天的時候把這個事講出來，大家的心才安定。

我是1970年春天上的小學，這個小學就叫白杜小學，離我們村只有不到一公里。整個小學只有三個老師，他們是朱凡山老師，廖有云老師，朱山代老師。當時是那種混合式教學，即一個教室里，同時有一二三年級的學生，另外一個教室就是四五年級的學生。因此老師給一個年級的學生講課的時候，另外兩個年級就在課桌上自習。大概從小在家里受過父親的熏陶，因此上學識字很快，老師教的和課本的每一課我幾乎毫不費力就記下來，所以從一年級開始老師就開始注意我，在我父母面前夸獎我。我母親喜歡把這些話說給我，說：“凡山老師來家里吃飯，說你好聰明”。偶爾也會聽到老師當面表揚我。當時大環境是抓階級斗爭，學習成績普遍不在意，老師喜歡我不僅僅是成績好，而且我會像模像樣的做一個學生，對老師有禮貌，上課聽課不吵鬧，教的內容能聽進去，這些最基本的要求在那個特定的年代成了一個好學生的標準，因此老師喜歡我，因為符合這種基本要求的學生不多。

 大概三年級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情讓我在同學中威望大漲。某天課間休息的時候，不知什么原因我竟然橫在課桌上睡著了；也許睡得太香，上課鈴聲沒把我吵醒，學生的動作聲音和吵鬧聲也沒把我吵醒。老師進來了，所有學生把目光投向老師，再投向我，他們似乎不約而同的在向老師告狀，有人還在睡，他們期待著老師會在這么多同學面前嚴肅地批評我，他們等待著這個時刻，等待著老師的爆發。但是令大家意外的是，老師并沒有像他們想的那樣做。幾個同學以為老師沒有看到，大聲的說“老師，有個同學在睡覺。”出乎意料的是老師指著一個學生說把他叫醒，等我驚愕坐定后，我聽到老師敲敲講臺，說出了令同學和我都感到意外的話，“你們要是學習有他那么好，你們都去睡。”

那個特別年代，文化大革命，要對許多傳統的東西進行革命。學校教育受到的沖擊最大。學校基本不考試，也沒有人重視教學，一個學生學得好不好除了家長的督促，最重要的就是碰到一個好老師。家長們在大環境影響下，幾乎不過問小孩的學習。我父親是文化人，《四書五經》里面的內容曾經當著我的面大段地背，就是這樣一個人，受社會影響，他也從來沒有過問過我的學習，從來沒有出現過那種讀書人教孩子的故事，在這一點上他緊跟時代，時代拋棄了知識分子，你不要再朝那個方向走，這是他潛意識的思維。所以他早早就把他年輕的時候讀的線裝書燒掉了。盡管如此，我依然認為父親是我的第一個文化老師，他在鄉親們面前的許多行為正是文化的力量。他常常在聊天中帶著典故，然后把這些典故發揮，聽得大家津津有味。這就是父親，雖然是個農民，但又超越農民的力量：他幫農民寫對聯、幫助村民治病、料理白喜事的時候代替地仙、主持安葬儀式等等，無不體現他作為文化人的力量，就像孔子一樣：“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這些深深印在我的腦海，所以我自小就知道一個人要讀書，這就是來自于父親的事實教化。

 小學幾年，無論是同級學生還是高年級的學生，有問題都來問我，同級的同學不用說，什么問題都來問。那個時代沒什么禮物，他們往往會用當時流行的毛主席像章送給我。

我有幸碰到了三個優秀的小學老師，我說的優秀并不是他們有什么學問，有什么文憑或者特別的啟蒙方法，而是他們對教育的執著。三個老師中只有朱凡山是正式的老師，他來自于部隊，也許在部隊是文書，轉到地方上做小學教師。他在那種動亂年代，沒有考核，也沒有任何具體要求的情況下，依然盡力的啟蒙這些農家小孩；拿著微薄的工資，經常要回家去幫助家里耕田，因為他的家在農村，盡管如此，他絲毫沒有降低作為教師的標準，言談舉止，處處行君子之風。他總是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軍裝，玉樹臨風。走路輕柔，不發出絲毫的聲音，卻給人有一種不怒自威的感覺。對自己的生活簡約到最低限度，我從來沒有看到他穿過一件軍裝之外的衣服，幾年如一日，從來沒有聽到他開一句玩笑，真像顏回一樣：一簞食，一瓢飲，住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朱老師就是當代的君子。

 第二個老師是廖有云老師，她當時高中畢業，嫁給白杜村的一個軍人，她愛人轉業到地方后，她就到丈夫的老家做老師。她對這群調皮的農家小孩耐心啟蒙，把一批批的學生由大字不識變成有文化的識字群體，而這一切是在沒有任何工資的情況下做的，村里只給她按普通農民一樣的記工分，但是她對教學的熱情，對學生的愛護關心卻在每個學生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些農村小孩的爸媽都沒有文化，又處在那個特別的年代，他們的行為舉止，頑皮的方式讓大多數人無法忍受，但是廖老師當時作為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美麗的女性，用她特有的細膩感化每一個學生，用弱小的身軀撐起了一片天空。

第三個老師朱山代老師，是個地道的農民，只有小學文化。他教學有特別的方式，就是喜歡給學生講故事，也不知道哪里來的故事，有時一堂課下來，從頭到尾都是講故事，只要是他上課大家就知道有故事聽，所以他的課最輕松，也吸引農家孩子把心思留在了課堂。

第二章  長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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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家沖全部都姓朱，沒有雜姓，由一個祖先繁衍下來。大約乾隆年間，五里之外的下藍田村的一戶農家，到這深山老林里砍樹或打獵，看到這個沖樹木參天，幾個人合圍的柏樹遮天蔽日，中間泉水汩汩流出，形成溪流，按風水學尋找吉地的方法，“相土嘗水，呼形喝象”，相土：看土質，土質肥；嘗水：嘗一口水，水清洌甘甜。呼形喝象：看外形，形相如圍椅，中間不正是坐人的寶地嗎！他們便在泉水邊開出一塊平地，砍伐大樹搭成一個木屋安居下來。通過二百年的演變，形成現在的村子。我小時候的印象，這里還有些原始村落的印記：參天大木還有，村后山上還常看到身形巨大的野生動物的遺骸，當時我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覺得非常大。普通的野生動物更是常見，比如麂、狼、野豬、鷹隼、豪豬。野雞更是非常多，我自己就撿到幾次野雞蛋。我們撿柴的時候，不小心靠近野雞窩，野雞飛了，留下一窩滾熱的蛋。山上到處是穿山甲留下的痕跡。離村一百多米，前人留下的燒木炭的窯還在；農業社會的發展緩慢而漫長，這個村子從開村到一百年，繁衍到幾十口人，除了附近多了幾塊田土，整體沒有大變化，又過了一百年，進入了新中國，人口接近一百口。外面的社會動蕩，朝代更替，但在這個偏遠的山村，似乎一切依舊，外面的動蕩跟他無關，他們世代耕田維持著有限的溫飽，形成自己獨特的鄉村文化。這種文化不僅是祥和，長幼有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伴隨著許多矛盾，自然干旱暴雨，蟲災等等，也有打架斗毆，父子不和兄弟反目，但不管怎樣，最后歸于祥和，幾百年自生自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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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朱金樹，1928年就出生在這個叫水家沖的村子。他是爺爺的第二個兒子，他上面有個哥哥，我叫伯父。爺爺雖不是地主之家，但是還比較富裕。所以我父親到他蒙學的年齡被送到私塾念書，前后八年。當時的學費多少不得而知，大概幾擔大米，但是能負擔得起的家庭也不多，因此我的父輩一群叔伯文盲占多數，能堅持讀八年私塾的少之又少。在方圓十幾里，我父親是地道的文化人，不是簡單能寫能算，而是文化已經有一定功底。小時候我常常聽他講《論語》的故事或者講《詩經》。他給我哥取名字學毫，即《論語》第一章學而，我的小名取先進，即《論語》先進章，弟弟取子禽，即《論語》子禽章，這反映他對傳統文化的熱愛和執著。我小時候不懂，覺得給我取名取這個名字，不好聽，沒有水平，無非是要我不要落后，要保持先進。后來看《論語》，讀到“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后進于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野人”。原來先進是先學禮樂后做官的人，是在野的人，是老百姓，但是卿大夫的子弟，可以先做官，后學習禮樂，這些人就是后進，但是孔子喜歡先學習禮樂的人，大概這些人出生沒有地位，靠個人努力才能取得成就，所以能吃苦。

在我父親讀書的年代，早已進入民國時期，大小城市都有新式的學校，教育體制和課程跟現代接近，小學教語文、算術、音樂等等，但是在白杜這樣的小山村，地處偏遠，附近還沒有新式小學，要讀書只能讀私塾，跟私塾先生讀子曰詩云。從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開始啟蒙，“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茍不教，性乃遷”，“趙錢孫李，周吳鄭王”，“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念過幾年有基礎后開始讀《四書五經》。父親啟蒙幾年后轉到附近梅堂村的朱進誠先生開辦的私塾讀了幾年。進誠先生學識深厚，抗戰勝利后參加國民政府桂陽縣鄉長招錄考試，以第一名考取，就任和平鄉鄉長。剛解放時，他因文化水平高，被共產黨安排做了縣政府秘書。后來因為那段“偽鄉長”的經歷，連秘書也不能做，被趕到農村，在運動中不斷批斗，一生受盡了磨難。但父親對他敬愛有加，即便他最落難的時候，也是叫進誠老師，十分真誠，那種態度就跟他還是鄉長或者還是老師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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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就是抗戰勝利那一年我爺爺去世，歿年45歲，年僅17歲的父親，挑起了一家的擔子。我有個伯父，即父親的哥哥，但是英年早逝，二十歲就死了。據說是非常聰明的人。父親跟我講他哥哥的故事，我還記得一個：有一年我們家新廂房落成，請畫師來在新房的墻上畫彩畫，比如梅、蘭、竹、二十四孝故事等等。伯伯當時十幾歲，安排給畫師幫忙，比如端顏料拿刷子之類雜事。干了幾天，他看出了一些道道，就跟畫師說，能不能讓他試一下，畫師開始不敢，工藝匠人手藝，哪能看幾天就會，況且是繪畫。但是最后還是讓他試試。這一試不得了，畫師說這幾塊大畫都你來畫吧。我小時候伯父已去世了不知多少年，年輕的伯母很快改嫁，家里早沒有人提起伯父，只有父親偶爾指著廂房墻上的畫說，那是你伯伯畫的，十幾歲沒學過畫，第一次畫就畫得那么好，好聰明。天妒英才，英年早逝，20歲人生最好的年華，最健康的年紀，在這落后偏遠的山村，也許一場重感冒 ，一次高燒人就走了，習以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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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讀完私塾就跟爺爺學做生意。爺爺當時在和平圩上開了一個賣布的小商鋪，他們從最近的縣城新田縣批發布料到和平圩上賣，平時仍然在家種田，只有趕集的日子才去圩上做生意，不是專業生意人。盡管這樣，家里的經濟條件比純粹種幾畝田地就要好一些，屬于小康家庭。

1946年內戰全面爆發，東北的人民解放軍開始全面反攻國民黨占據的中心城市，國民黨兵員吃緊，到各鄉村抓壯丁征兵，父親也屬于必須當兵的青年，但是當時誰也不愿意去當兵送死。當時爺爺已經去世 ，伯伯也死了，家里只有父親這個男人主事，奶奶非常急，后來不知誰下了決定，買兵！也就是買一個男的用父親的名字替代父親去當兵，只要用父親的名字去就行。所謂買是要有代價的，當時的行情是800大洋。全家上下一致同意，賣田賣地還真湊夠了這一筆巨款，交給這個冒名朱金樹的青年。他跟隨國民黨部隊北上，據說三個月左右就找機會逃出了部隊，做了逃兵，回到了家鄉，家里白得了一筆賣兵的巨款。后來這個假朱金樹家里買田買土，解放后因為土地太多而成為富農，算是因福得禍，所以世事無常。我們家由于爺爺去世 ，加上給父親買兵，家道衰落，到共產黨解放全中國，按條件屬于貧下中農，保護了我們這些后代，也算因禍得福，如果家道不衰落，土解運動我們家就可能劃為富農或者地主，命運就大不一樣，后代的結局會很慘。

當然冒名頂替當兵在國民黨時期比較普遍，我們小小村子除了我父親，還有另外一個，年齡根我父親差不多，名字叫朱金家，家里有兩兄弟，金家是老大，老二是朱石前。那年朱金家19歲被抓壯丁，即當兵，當時他特別膽子小，聽說去當兵，要打仗，嚇得直哭，死活不去，但是家里也沒有足夠的錢買兵，急得團團轉，正在這個時候，金家的弟弟石前，聽到哥哥在哭，這個十四歲的小孩來勁了，他急匆匆從正在砍柴的山上下來，說當兵打仗有什么怕，我代替哥哥去。從此國民黨的部隊里就有一個叫朱金家的炮兵，真實名字叫朱石前，這個秘密不能透露，所以他寫家信，收信人是朱金家，是他哥哥的名字，信里面，寫信人也是朱金家，是自己在部隊的名字，寫信人和收信人一模一樣。這個朱石前炮兵，在國民黨部隊表現不錯，幾年后做了軍官，解放戰爭被共產黨俘獲，參加解放軍，解放后轉業到云南，做了地方的林業局長，算是混出了頭，這是閑話。

1949年新中國成立，隨即進行土改運動。無產階級剝奪地主的財產，包括他們的土地、房子、耕牛等等。土地是最基本的財產，封建社會時代以及后來進入新中國相當長時間內，是農村和農民的基本資產，也是他們的命根子。土改運動就是把所有土地重新分配，先確定屬于哪個村，再確定屬于哪一戶，然后平均分配，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大同社會，農民的生產力和積極性得到了最大的調動，農民當家作主，地主自食其力。地主過去的深宅大院分給幾戶無房的貧農，地主只能夾著尾巴做人，貧下中農揚眉吐氣，整個中國欣欣向榮。我后來看歷史，讀到什么叫做革命？這就是革命，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馬克思創造無產者一詞，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形成自己的黨去跟有產階級及資本家對抗。馬克思時代德國已經進入工業革命，流水化機械生產讓大量手工業者成了無產者，他們不得不進入資本家的工廠做工。勞動力大量過剩，資本家給很低的工資，工人也愿意干，否則無法生存。工作和生活條件極差，極大榨取了工人的剩余價值，作為知識分子的馬克思覺得不合理，為此寫出了長篇巨著《資本論》，替無產階級說話，用理論去證明資本家的財產是工人的剩余價值，因此無產階級通過革命手段分配資本家的財產就是合理的，不是搶劫。中國社會發展落后于歐洲，沒有工業革命，始終維持農業為主的封建社會，中國對立階級就是沒地或少地的貧下中農和有地的地主富農，所以中國革命的口號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父親解放時21歲，被共產黨選到大隊做會計，管錢糧，屬于最基層的干部。因為有這么一個位置，他作為讀書人的能力和才華得到了發揮，在整個和平鄉幾乎無人不知。我幾歲的時候，只要說到我是金樹的兒子，對方的態度馬上變化，距離一下就拉近了。我有幾次跟他后面去串村，幾乎沒有人不認識他，每個人都熱情地招呼到家里坐，那種熱情顯示出他們親密的關系，顯示出一個農村干部特有的親和力，父親尤為突出。他有文化，說話幽默，各種笑話通過夸張的口氣幾乎隨口說出，讓對方捧腹大笑，所以人們送給他外號“夸山”，他用無限夸大的說話，讓一件普通的事變得好笑。

父親作為農村公眾人物，因一場政治運動的興起而結束。1963年中國農村開展了“四清”運動，即清工分、清賬目、清倉庫、清財物。父親作為管理財務的會計，自然處于四清運動的核心，清來清去，發現他手上管理的財務有400多塊錢對不上，也就是虧空400多元，需要賠公家。當時家里也拿不出這筆巨款，工作隊發現我們家還有建房的材料，勒令充公作為賠款。可憐父親籌劃準備了十幾年用來蓋房的木材和磚瓦，統統搬到政府用作蓋學校的材料。父親從此成了地道的農民，唯一作為文化人出現是每年春節幫村民寫對聯或者平時替人寫信讀信。他的字最大氣，方圓幾十里無人能比，落筆一氣呵成，從來沒有寫錯的時候，他也享受這個時刻，所以來者不拒。

父親幽默夸張的話語常常回蕩在田間地頭，引起村民大笑，有些笑話幾十年后仍然作為經典流傳。在和平鄉過去有一種說法，說當地有三個半能人，我父親是三個中的一個。當然農村人有農村的標準，這完全是自發的評價，并且我們不能認為農村全部是農民，沒有人才，你如果深入了解，會讓你大吃一驚，高手在民間，民間不是虛的。我小時候參加很多所謂的“萬人大會”，那些農村干部上臺講話的水平，無論從條理語氣，還是總結歸納都讓人佩服，他們面對復雜情況表現出的智慧、耐心、方法給我留下了永遠的印象。農村能人多的是，要成為眾人心目中的全鄉三個能人確實不容易，當然這不是他跟我說的，他從來沒有說他是能人。

父親的幽默幾乎是隨口而出，隨時隨地。他的幽默是那么充滿哲理，讓人越想越笑的幽默。這種幽默的背后是對生活細致的觀察，長期生活的積累后形成的智慧，比如看到兩父子在田間施肥，他會說，你父子倆過幾個月可以到禾下乘涼。父子倆既高興又好笑。比如跟人道別，一般說慢走啊，我父親會說慢走我就不說了，你一慢走天會黑。這種隨時隨地的幽默用家鄉土話表達出來真讓人回味。

有一年一對夫妻吵架，氣一上來兩個人就說要離婚，男的一開口，女的馬上說現在就走，不走是死豬，夫妻馬上就氣沖沖往鄉政府走。父親剛好在半路碰到，看到兩個人的表情，心里已經知道大半，他故意問他倆去干什么，兩個人就開始對罵，我父親也不勸，也不評理，這種夫妻吵架沒法評，就對他們說“鄉政府開門遲，要離婚也不用餓肚子，做幾個糍粑再去，慢慢來。”男的一聽就在笑，這一笑氣氛好了很多，然后跟他聊來聊去，離婚的事兒就忘記了。還有兩夫妻吵架，女的找我父親評理，說男方如何如何壞。我父親心里早就想好了方法，等女的說得差不多了，我父親說：“嫂，我沒想到他這么壞 這不處理不行，越重越好，叫會計來罰200斤谷子”，這女的開始聽了非常高興，覺得有人為她做主，以為會給男方什么特別的處罰，后來一聽罰200斤谷子，開始還說好好，后來過幾分鐘反應過來了，這不是罰自己嗎？態度馬上緩和了，氣也消了。這就是快速化解矛盾的智慧，幽默簡單實用，快速見效，用通常評理永遠也說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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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是讀書人出身，寫材料、寫報告、寫信等讓人佩服，從條理到用詞都讓人滿意。平時有什么喜事，他坐上席，按農村規矩要給主人賜匾，他賜的匾往往十分貼切，私熟名師指導在他身上得到體現。但是他并沒有停留在這一點上，他更多的是智慧和能力。我聽村里人說，年輕的時候他去打野雞，一般都是要家里先燒好水，他帶鳥銃出發，往往幾分鐘銃響了，野雞也打下來了，家里的水剛剛燒開，到我記事的時候他已經不打了。他還會玩一種拋球的魔術，在田間地頭偶爾玩一下，就是兩塊石頭不停拋上拋下。我曾經試了很多次，沒成功 。他也是下棋高手，到我記事開始已經從來不下，只是我跟其他人玩，他在邊上只要點撥一下，馬上棋就會活，但是他一般也不說，偶爾露一手而已。打牌也一樣是公認的高手，但我從來沒見他玩過，是老一輩的人跟我說的。60年代后他已經靠邊站，沒有任何職位，但是他的故事，他的笑話一直在百姓間，鄉村間口耳相傳。這個時候他更多的是村里同族人威望最高的族長身份出現，當然這種族長沒有正式確認，解放后也不允許這樣的人物，但它確實起到了這個作用，就像小說《白鹿原》里面的白嘉軒，是同族人的依靠和主心骨。紅白喜事不用說，他肯定是主持，興土木，架梁起灶，四時農活，大家都來請教，算陰陽，選日子更是必須請他；看天氣，十看九準。比如早上起來，他看看外面的天氣，說今天會下雨，后來下午果然下雨。偶爾也露一手中醫，誰有身體不舒服，他跟人家說，你去山上，挖幾種草藥煮了喝，對方照做，也是藥到病除。他還會一種畫符，婦女生小孩奶漲，他直接舀一碗井水，在碗中間劃幾下，口中念念有詞，婦女喝下去就好了，這是一門玄術，無法解釋，卻是我親見所見。在貧窮的鄉村，在落后的年代，這種人物怎么評價都不過分。我相信每個村都有，即使沒有，也要自然的選擇一個，只是父親更出色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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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親夏桂秀是個文盲。跟父親相反，沒讀過一天的書，這在他們那個民國時期的農村十分普遍，男女都一樣，讀過書的人不多。母親生下我們兄弟姐妹七個，操持這個大家庭吃喝槳洗，規劃著這個大家庭的柴米油鹽，栽種著這個大家庭的蔬菜，除了傷風感冒，她幾乎得不到片刻安寧。她用著最大的力氣，利用著她能調動的資源，維持著這個家，盡量讓大家少挨餓。她是計劃者，也是實施者，我父親那些聰明才智，帶不來絲毫的實際利益，母親的一舉一動卻切實地牽動著整個家庭的“國計民生”。

母親年輕的時候是村里的美女，她16歲嫁給父親，跟她同輩的嬸嬸們跟我說：“你媽好漂亮，她嫁過來的時候大家都爭先跑過去看她，夸她長得好。”但這只是老輩的人告訴我的，我從來沒有見過美貌的母親，只見過身體虛弱老態的母親，哪怕是我很小的時候。

我沒有做過其他人的兒子，我相信天下的母親都一樣偉大，我母親也是這樣。七個兒女的家庭，在那個苦難的年代，一個普通的農民，一個貧窮的山村，所有這些因素加起來真是無盡的苦難。由于人口眾多，許多事情更是成倍的放大。我小時候常見一餐飯下來，空碗堆成一座小山，放在洗碗盆里，一洗下來差不多一個鐘頭，餐餐如此。父親常常用他粗大的嗓門對著村子大喊：“學英，國英，快來洗碗”，他的聲音很大，整個村子都可以聽到，讓在別人家聊天的兩個姐姐回來洗碗。同樣待洗的衣服也常常堆成一座小山，沒人洗。兩個姐姐要出去掙工分，母親縱有三頭六臂也應付不來，所以衣服一堆就幾天。我小時候比較懂事，經常幫母親掃地挑水，其它的干不了，也不會干，母親只能連軸轉，一刻不停地做了這個做那個，我很少看到她安靜地歇一會。

   每餐飯是個天大的事兒。米的總量有限，吃飯的人多，只能像魔術一樣變法；先是加水，把飯做得既不像稀飯也不像干飯；然后就加入紅薯南瓜做成混合米飯，再然后，多煮一些青菜或者蘿卜，一鍋一鍋地煮，用蔬菜代替糧食，每個人吃一碗青菜再吃飯；還有就是野菜或者野蘑菇煮來充饑，能想的方法都想。盡管這樣，母親自己常常只吃半飽，餓著挨過一天。有時候剩下一些冷菜，沒有人吃，我們要倒掉，母親就說她喜歡吃，別倒。我們家孩子太多，父母都是好客之人，客人來了，不管怎樣困難都要弄一兩個好菜：有時殺一只雞，但這種情況少，畢竟要賣了換油鹽，有時是一只雞蛋，只給客人吃，我們被趕出去，不能看著客人吃飯。母親像魔術師一樣，在每次招待客人的時候弄一點好菜，我想她一定費盡了心機。

一個九口之家發燒感冒時有發生。這個時刻，母親總會用她一貫的方法：泡腳刮痧。先是燒一鍋熱水，水熱得不得了的時候把我小小的腳按下去，我大聲喊“太熱了，太熱了！”她才不管。這個時候她會用成年人強有力的雙手把我小小的腳一直按在熱水桶里，怎么喊她絕不松手。大部分時候這么一泡，頭痛就好了，實在不行就刮痧，也沒有什么刮痧板，直接用一個杯子刮，刮得我撕心裂肺的喊，但是她照刮不停，這是她治療百病的方法。

九口之家的穿也是個大事。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母親幫我兄弟姐妹納鞋底的情景。她用一層一層的布料壓在一起，然后一針一針穿線做成鞋底，一雙鞋的鞋底都不知道要多少勞動。后來我大姐朱學英，再后來我二姐朱國英也開始納鞋底，下半年農閑的時候或者上半年下雨天，她們就在家里納鞋底。她們做的鞋我都穿過。

母親信佛，據說是嫁入我家后，受奶奶的影響。每天早上燒香敬先祖牌位。到我開始懂點事之后，她會在初一和十五敬先祖，這個時候買不起香，但是做好的飯菜熱氣騰騰的端上去神堂放一放，敬列祖列宗。也許是文化程度低，傳統思想一旦進入了就根深蒂固，所以幾十年佛性不改，教育我們多做善事，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一生虔誠不改。她說做壞事有報應的；清早不要說什么死字，不吉利。村里任何人家有大災小難，她都會去看看，有時兩個雞蛋，有時幾角或者一塊錢，或者半斤糖用紙包著去看望和安慰。這些事，在水家沖本屬人之常情，反映的是農村人普遍的淳樸善良的一面。只是我母親是帶著佛心的信仰而去，就顯得更加誠懇，就會讓受難鄰里感受更多的安慰。文革時期，燒香敬佛是“反封建破四舊”的對象，她既聽不懂，也沒機會聽。后來我參加工作，回老家，每次帶些吃的禮物，她也會分給鄰居吃，或者給我們下一代的侄子、外甥女、外甥等等，她自己常常不舍得吃。她并且要求我去探望村里生病的人，還要求我拿多少錢，好像我有用不完的錢。有一次還讓我生氣了，她讓我去看某某人，說人家生病了，要拿五塊錢給人家，另外要給父親拿十元，父親沒錢了，姐姐家困難，要我去看看，拿五塊。參加工作的初期，四十塊錢一個月，沒有任何其他收入，真的處處要量入為出，所以她這樣一安排，我的壓力就大了，發了脾氣。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許多人生活困難，農村有乞丐乞討。他們來到家門口，伸出一只碗，只求施舍。母親不像一般人那樣，給一碗飯把叫花子打發，不讓進門，叫花子通常只能右手一根打狗棒，左手拿著一個碗，站在大門口。只有母親是例外，她會邀請乞丐坐下，裝好飯夾好菜，坐著慢慢吃。這些乞丐走村串戶，長期衣服不換，身上不洗，散發難聞的氣味。母親總是若無其事，好像他們是客人，走的時候還要去米缸里舀一大碗米倒給叫花子，再送他走。有一次來了一個瞎子乞丐，一根棍子邊敲邊走來到我家門口，母親拉著他的手進門，先給他吃飽，照例倒了一碗米給他，但是這個時候天色已晚了，母親跟乞丐說，你就在我們家住一晚吧！母親騰出一個床鋪，鋪好被子把乞丐安定下來。

母親有點重男輕女，所以我的兩個姐姐，一個妹都沒有讀什么書，沒有一個讀完小學。但是對于兒子，她就特別關愛，我們幾兄弟除了我哥哥送去當兵，我和兩個弟弟都讀到高中。對兒子的稱呼總是滿崽，這在我們家鄉是對小孩的愛稱，她幾乎不叫名字，總是滿崽滿崽的叫。對女兒就沒有這么親，都是直接呼名字，所以小時候物質雖然貧乏，但母親和兩個姐姐的愛意濃濃，讓我感到很幸福，而其他同齡人就沒有這種情況。人們說幸福是比較來的，指的就是這種情況。

母親從小對我不僅是愛還有夸。她總是夸我聰明，撲風捉影的說將來我會有出息。有一天她跟我說：“滿崽，大屋頭那個玉成伯伯說你將來會有大出息。”她會把別人一句隨意夸獎的話很當真，并且滿懷興奮地告訴我。小學老師來家訪，表揚我幾句，她會高興很久，他就感覺老師的話是肯定的，這個兒子有出息就成了他的一個信念，長久留在她腦海里，并且隔一段時間就會在我面前提起。慢慢的，我的頭腦就樹立起一個信念，我將來會有出息。至于怎么有出息法，出息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我母親也不知道。做母親的心里想著有一個將來會有出息的兒子，生活自然多了更多的希望和幸福，生活再苦也更有滋味，因為她在希望和期待中生活，使她苦難的生活多了許多微笑。后來我看美國GE總裁杰克-韋爾奇的傳記，他母親也是這樣的，里面記載一個故事，小時候杰克-韋爾奇口吃，他母親說：“因為你太聰明，說話的速度趕不上大腦，所以口吃。”

生活從來不會一帆風順。文革時期社會動亂，給人們的生活造成了沖擊，有時連一個最最普通的家庭也不能幸免。村里有個叫福祥伯伯的人，有個駝背的兒子，生活十分困難。有一次，福祥伯不經意間說了幾句什么話，大概意思是，生活怎么這么苦啊！還不如國民黨的時候！這話不知怎么竟然給傳出去了。大隊干部發動群眾把大字報貼滿了全家墻上，還配有漫畫、標語，嚇得全家大氣不敢出。可憐老兩口60多歲的人，一輩子勤勞，唯一的目的是養活全家，卻因為一句不經意的牢騷話換來許多批斗。每次割資本主義尾巴，就他們家最徹底，多一根瓜苗也要拔掉，養的幾只鴨子也要當場打死，尾巴割得干凈。

母親也有相同的故事。有一次母親從廁所舀了一些糞便，兌上水給小菜施肥，這是那個時代農村最普遍的做法。有人報告出去，生產隊長上綱上線，說是偷公家肥料，因為私人廁所的肥料也是公家的。晚上召集全村社員批判母親。當然不是坐在臺上批斗，我們村也沒有那樣的場所，只是讓她坐在廳屋中間，你一句我一句，接受群眾批斗，無非是你為什么偷集體的肥料，私人廁所也是公家的。有人說都像你這樣集體怎么搞，還有人說罰她工分。母親面對四面來的指責一言不發，最后冒出一句：“你們干脆就把我們家的田地分給我們自己種。”這句話一出，更大的更嚴厲的批判聲洶涌而來，什么要翻天啦，要復辟啊，有人甚至要報告大隊把她抓起來。好在我哥哥當時在部隊，家里屬于軍屬，父親素有威望，起哄的就是那兩三個，最后沒有翻起太大的風浪。批斗會開完后全家進家門，內部又開始批判母親，覺得母親不該亂說，給家里帶來麻煩；我那時太小，只感覺問題很嚴重，也去說了母親幾句。

農村的文化大革命比城市溫柔了許多，但也不是請客吃飯，至少有斗爭，有時甚至嚴厲的斗爭，十幾億人的階級斗爭意識就是那個時代建立的，其影響不知道延續多久。

1971年我9歲的時候，家里終于又湊齊了建房的木材和磚瓦，一番轟轟烈烈的勞動之后，一棟兩進四間的磚瓦房終于建起來，結束了一家九口擠在兩間房的歷史。盡管在文革時期，農民善良和純真還是有的。按村里的老規矩，一家建房，整個村子每戶都要去幫工，至少幫一天，多不限，無償免費，即便再有仇和矛盾，都會去幫工，大家輪流上，這個傳統延續了很多年，文革也沒有中斷。

全家搬入新房后，我住在樓上。在這個時候我已經有閱讀習慣，但是我怎么尋找，家里只有《毛主席選集》。我反復閱讀這套書，連注解都不放過。村里幾乎借不到一本書，偶爾能讀到的就是《華南民兵》雜志。不管什么書，我都視如珍寶。我在最好的讀書年齡卻無書可讀。因為經歷過無書可讀的饑渴時代，按佛洛伊德的說法，小時候壓抑的欲望以后一定要釋放出來，所以后來我對書有特別的愛好，視書如命。

                   第三章  中學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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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秋季我入讀了和平常樂中學。懂佛教的人知道，常樂是佛教一個詞，即彌勒佛常樂我凈，心量寬廣。后來聽老人說，這里過去還真是寺廟，名字就叫常樂寺，周圍的老百姓一直把這個地方叫做常樂寺，雖然所有跟寺廟有關的大佛、廟宇、香火臺等已蹤跡全無，但名字一直延續。常樂中學離我們村的距離有三公里左右，學校背靠一座小山，前面是一片良田，正對面幾百米就是一個叫石城的大村子。

  1975年是中國特別的一年。鄧小平剛上臺不久又被“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反下去。報紙上，頭版巨大的字寫著“迎接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巨大勝利”。中共中央正式的決議說：“撤銷國務院副總理保留黨籍，以觀后效。”在那種特別的時刻，中國的老百姓似乎每個人都表示出對政治的熱情，每個人都以政治家的姿態在評論著這個事。作為一個13歲的少年，我對政治迷糊，又受政治的影響，但是對政治的真正內容毫無所知。

 我在初中被編到十班，當時整個學校就四個班的學生，我們這個年級就是初十，初十一班。進學校后，比較幸運的是小學老師朱凡山老師從白杜小學調到了這個常樂中學，又做了我的班主任，他把我選為班長。

常樂中學不像白杜小學，這里是更大社會的一部分，跟政治更接近，受政治大局的影響更大，學校的風氣在大的政治左右下動蕩不安。我記得校長上臺做報告說，“我們是社會主義學校，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要求又紅又專，從現在開始晴天勞動，雨天上課。”學校在三里遠的地方開辟了農場，所有學生晴天全部到農場開墾荒地。荒地的柴草有一個人高，我們這些瘦弱的十三、十四歲的孩子普遍營養不良，要用刀去砍伐這些茂密的雜木，割掉野草，然后又用鋤頭開墾出一塊一塊的土地。我的身體羸弱，像一根豆芽菜，難經風雨，難以像同學那樣進行轟轟烈烈的勞作，班長自然做不了，改做學習委員。但是一個月也碰不到幾個下雨的學習上課的日子，上課成了可有可無的副業。就那么有限的幾天上課，老師和學生也沒有認真投入，教學處于半癱瘓的狀態，寶貴的學習時光不斷地在荒廢。

我從小學養成的閱讀習慣到初中繼續延續。初中有更多的報紙可供閱讀，我跟教務主任朱咸美老師的小舅子成了朋友，跟著他一起去主任的住房兼辦公室里看報，這是我學習和增加文化知識的好機會。我抓緊機會把累積幾天的報紙看完，新到的雜志看完，這是我不同于其他同學的地方。當時在這個學校，我是唯一喜歡閱讀的學生。我打聽到校長的辦公室里有一個書柜，里面有書，鼓起勇氣找到了校長，問他可不可以借我幾本書閱讀，校長打量我一會兒，回答說“可以”，然后打開一個布滿灰塵的柜子，里面放著總共大概不到30本的書，我借了一本，是一本關于漁民生活的小說。我一借一還，很快就把所有的書看完，這就是當時這個初中學校能找到的所有的書。我也是那個轟轟烈烈動蕩不安的時代唯一希望讀書的學生。但是這種愛好閱讀當時沒有帶來任何好處，甚至是一種不求上進的表現，偶爾還會受學校同學的欺負。當時的風氣下，那些身材高大，勞動有力氣的學生最受歡迎，像我這種身體本身虛弱弱小，勞動不行，只會看書看報的學生受歧視。有限的幾節課勉強講一些最基本的內容，絕大部分同學也不會聽懂，學校自然也沒有什么期中考試，期末考試。教材本身就簡單，就是那么薄薄的一本教材，也是走馬觀花式挑一些內容講給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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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尊敬的朱凡山老師，只在常樂中學教了很短的時間，到了第二個學期就不知道調到哪里去了，我在這個學校失去了依靠 ，沒有其他老師像朱凡山老師那樣喜歡我，我成了邊緣化的學生，勞動力排在倒數幾位。

初中最痛苦的除了勞動，還有饑餓。每餐只有限量的三兩米飯，每周從家里帶一玻璃瓶裝的腌菜，每一餐就從瓶里弄一些出來就算一餐的菜，幾乎沒有營養，這無疑會影響這些十三、十四歲少年的發育和成長，所以當時我的個子矮小，身體弱不禁風，這是一個原因。當時坐在教室常常盼望著下課，下課鐘聲一響快速跑到食堂，我們太饑餓了。

1975、1976年，處于文革末期，大的政治環境仍然混亂，學校的小環境就是學生不讀書，學校不抓教學。那段時間放一部叫《決裂》的電影對整個社會教學起到很大的副作用，對讀書無用論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剛好我父親也看了這部電影，并且我們一起去別的村子看的。父親看完后在家里跟我做了一次談話，他說你看了電影，你知道光讀書有什么用，你不要光注意學習，在現在社會沒有用的。我不知道父親哪來的政治覺悟，哪里來這么高的政治敏感性，因為我同樣看電影，同樣看到那一幕：農業大學里，一個教授正在給學生講課，課的題目叫：“馬尾巴的功能”，這個時候，一個附近的農民，剛好趕一匹馬路過，而馬偏偏走進了教室，上課的教授停下了講課，討厭地對老農民說，出去，出去。故事是在嘲笑上課講“馬尾巴的功能”的教授，只重視理論，不重視實踐。我看完并沒有什么感覺，只會作為故事看完，并沒有能觸動我什么思想，也不會影響什么行為。教授在課堂講“馬尾巴的功能”很正常，他把闖入教室的馬趕離教室也很正常，并沒有想到什么實踐重要，讀書不重要，理論不重要等等。但是父親經歷過幾次政治運動，并且在政治漩渦中受過沖擊，對政治特別敏感，他怕我在學校犯錯誤，要我不要只會讀書。電影里面，上大學錄取學生只看手掌，看有沒有勞動形式的老繭，有老繭就錄取，沒有就不能錄取，對他的思想觸動很大，他提示我緊跟國家形勢。國家大的形勢是，不學習少學習，多勞動。他怕我掉隊，怕我被時代拋棄，雖然我只有13歲，還沒有進入社會，談不上被社會拋棄，但是在他心目中社會大的方向就是這樣，以勞動為核心。

學校對大部分同學來說只是一個活動場所，只是一個人到了一定年齡應享受的資格，所有貧下中農的子弟都可以進入初中和高中，地富反壞右的子弟只能上到小學，再讀下去就被學校拒之門外，所以能進入初中學習被看作是一種政治的權利，雖然學校幾乎不讀書，不學文化，但學校終歸是學校，可以多認識幾個字，這是大部分家長對學校的希望。大部分家長不完全清楚，這個學校其實已基本成為一個農場，這些十三、四歲的學生經常要挑著跟他們肩膀一樣高的糞桶去給莊榢施肥，糞桶太高，人太矮，他們幾乎是邊走邊拖著前行，跟他們弱小的身軀相比，巨大的重量壓彎了他們沒有完全發育好的腰，有些人因此終身成了駝背。

1976年我上初二，中國發生了幾件大事，其中一件最為轟動，這就是偉大的領袖毛主席逝世。學校的氣氛馬上進入一種悲哀的情況，女同學抱在一起放聲大哭，男同學也臉色沉重。我們發自內心熱愛毛主席，他是我們的大救星，但是現在卻永遠地去世了，中國怎么辦啊？當時學校沒有電視，但是可以收聽廣播，廣播員的低沉悲哀的聲調播出相關消息，悲哀的氣氛更為濃厚，這種氣氛似乎直接由北京傳到這偏僻的學校。

1976年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唐山大地震。雖然后面論證了幾十萬人的死亡，但是當時對全國人民的影響遠沒有毛主席逝世大。我在廣播上聽到唐山大地震的消息，報紙上也天天報道解放軍進行抗震救援。

到了1976年下半年，報紙和廣播上傳來粉碎“四人幫”的消息，播音員用有力激昂的聲音播出來，更讓人氣憤，“四人幫”篡黨奪權，想顛覆國家，從而更加擁護黨中央，我們偉大的黨再一次勝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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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最后一個學期，也就是1977年上半年，形勢似乎一下就起了變化；先是勞動已經越來越少，上課越來越多，學校的氣氛一下子就緊張起來了；后來又傳來了要升學考試，考不上的同學就面臨進入不了高中的命運，必須回家種田。這些十四、五歲的農村孩子心頭的壓力一下子就上來了，因為他們還太小，他們知道回家后的結果，深知他們幾乎沒讀什么書，還在文盲的邊緣，過去升學不用考試，他們還可以隨大流到高中再讀兩年，至少擺脫文盲的命運，現在這條路已經行不通了，他們一下子緊張了起來。同時他們知道，自己的基礎很難應對任何哪怕最簡單的升學考試，所以整個畢業班都籠罩在緊張的氣氛當中，老師也開始正正規規地給學生上課。

學生們的基礎太差了，老師要把四個學期的內容在一個學期全部講一遍，因為這些學生幾乎沒有基礎。在同學們的氣氛感染下我也開始緊張，但是我的基礎好，可以跟上老師的節奏，老師認為我是成績最好的學生，所以在接近升學考試前給我安排了一些勞動，比如幫學校運送物品之類的。老師安慰我，你不用緊張，你有書可讀，你考不上誰還考得上！

時光很快就到了臨近畢業，我們全體同學真的要去桂陽縣第六中學參加升學考試。我記得一道大的數學試題是這樣的，學生在圓形跑道跑了三圈半，跑道的半徑是50米，他一共跑了多少米？就這樣的題目，我估計大部分同學都沒做，因為做完后他們都說太難了。我對自己有信心，就像老師說的，我考不上誰還能考上呢？但是自己能不能進入高中，也沒有把握，誰知道錄取多少學生，誰知道除了成績以外，還要附加什么政治條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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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參加完初中升高中的考試后不久，我們就正式初中畢業了，各自回到家里等待高中錄取的通知。對這些農村的孩子，他們眼前的路只有兩條，一條是被錄取,下半年繼續高中學習，另外一條就是回家種地。文化大革命中升學的秩序完全被打亂，只要是貧下中農子弟從小學到高中都可給一路升上去，不需要任何入學考試，也不需要諸如平時考試成績，因為平時也幾乎不考試，老師也不敢隨便出題考學生，否則被認為重業務，不重政治。現在形勢逆轉，這些從來沒有經歷過正規考試的學生一下沮喪了，升學之路一下被阻礙，我們都陰云密布地離開了學校，去度過即將而來的前途未定的暑假。

水家沖村有兩個同年級的，除了我，還有一個叫朱峻軍，跟我上下差三個月的年紀，兩個人一同長大，一同讀小學，一同讀同一個初中，現在我們也一同初中畢業。我跟他同村，但是家庭情況不一樣，我們在一起的機會不多，但是都是成績最好的學生之一。他老實本份，一直就是老師喜歡的規規矩矩的學生類型，我活躍機靈，喜歡看書。現在我們都被同一個問題所困擾，能不能收到高中錄取通知書？我們的擔憂比其他人更嚴重，因為我們一直在村里是被一致認可的優秀學生，也一直是老師喜歡的學生，一直是暗暗的競爭者，如果我錄取了，他的面子放哪里？他就必須回家種田去，去面對村民疑惑的目光：他有高中讀你沒有高中讀，他的成績好，你的成績差等；同樣如果他錄取了我沒錄取，我也會面對同樣的質疑。所以整個暑假我們都在不安中度過。每次我們在去各自干農活的路上，碰到都會相互試探對方是不是收到了錄取通知書。他會說：你肯定收到了，我會說沒有，可能你收到了。整個暑假這兩個雖然一個村，但平時很少交往的學生都在這樣試探著對方，這種猜疑一直持續到謎底最終揭開，我們差不多在同一天收到錄取通知書，不過不在同一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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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下半年，我如愿進入了桂陽縣第六中學高中21班。當時的學生分寄宿生和通學生，兩者的區別是寄宿生住在學校，通學生住在家里；在學費上寄宿生一個學期15元，通學生一個學期10元。我本來應當讀寄宿，但因我家里只有十元錢，所以開學后我就跟老師說，我只能讀通學，每天回家住。班主任歐陽占全老師過問了我，但是他也愛莫能助。就這樣我每天來來回回，大概這樣過了兩個星期，家里不知道是賣了幾只雞還是賣了一些小菜，終于湊滿了五元錢，我再讀回寄宿。

升學制度的改革給學校注入了活力，給老師和學生帶來了空前的積極性，什么農場，什么勞動之類很快再沒人提起，大家每天關注的只有成績，每個學期都有各種層出不窮的考試，什么階段考、期中考、期末考等等。考試結果就會把成績懸榜公布。這個時候我的名字便頻繁地出現在懸榜名單的前面，一般都是前五名。為了表揚優秀的學生，學校經常會給成績優秀的學生發獎品，我基本每次都獲獎，比如一塊毛巾，一本筆記本，一本字典等，獲獎之后，我把獎品帶到家里給父母看，讓他們高興。

桂陽六中是桂陽縣的第六所中學，位于和平鄉政府所在地和平墟。文化大革命期間，一些“政治上有問題”的老師下放到這個農村中學，一些過去被打成右派平反的老師也安排到這里，而他們往往是最優秀的人才，所以這個學校的師資一時可以用人才薈萃來形容。比如物理老師李麟、化學老師陳光愛、數學老師王柏增、數學老師歐陽占全等等，更重要的是來了一位優秀的校長劉列河。

劉校長來自于部隊，身上有一股不怒自威的氣質。在劉校長來之前，附近村民中的地痞流氓經常來學校惹是生非，或是毆打路過的學生，甚至欺負管事的老師；劉校長來了后，不知用什么方法，這些事情再也沒有發生。地痞都怕劉校長，我們也沒看到他用什么特別的方法，比如教訓了他們一次，反正從此學校就安寧了。劉校長還有一個能力就是讓整個學校的老師也怕他，沒有一個老師敢亂說話，亂請假，不備課等等，我們同樣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因為事實上我們也沒見到他批評某個老師，但是他就有那種自然散發的威嚴。

高中的學習真的太緊張，外部氣氛空前的高漲，人們反復談論某某村的考上了大學，學什么專業，將來管理國家什么事情，連種地的農民都在談論這些事，給我們這些學生極大的刺激。學校連續不斷的懸榜排名激勵得學生你追我趕，生怕自己的名字掉下去。每一個同學，特別是那些成績排到前面的學生更為緊張，他們真的希望擠掉睡覺的時間，事實上他們已經沒有任何娛樂和休息時間了，只剩下有限的幾個小時睡覺，大家真的希望把睡覺時間也用在學習上。

農村中學的條件十分簡陋，沒有電，也沒有自來水，學生晚自習每個學生一盞油燈，晚自習結束回到大寢室，大部分同學還要點油燈繼續學習，直到老師過來督促睡覺。有時還要第二次第三次督促。他們的時間太緊張了，在兩年時間內，要把小學和初中的知識補齊，然后再把高中的內容學完。因為實際上，絕大部分同學的水平只有初中一年級的水平，他們要補充這些知識，然后才能順利地學習高中的內容，比如學習函數，學代數等等。我作為少部分優秀的學生，也要補充過去沒有學到的知識，其他同學可想而知。我們通過題目的練習，不斷強化弄懂小學、初中、高中各階段的應當弄懂的知識，然后再去迎接最終的高考。

我的少年時期、小學階段是幸福歡樂的。我是一群孩子王，同時得到了老師的認可欣賞，父母和姐姐也喜歡我。到了初中，我就沒有了那種無憂無慮的幸福。在勞動上的弱項，打擊了我的自信心，身體又是十分的虛弱，除了報紙閱讀讓我增加一點閱讀的樂趣沒有其他事讓我開心。到了高中，升學制度改變后，濃厚的學習氣氛煥發了我的斗志，貼在墻上的紅榜名單讓我找到了自信，老師的鼓勵，父母的鼓勵，讓我有了更高的自信和熱情投入學習。其中幾件事更加讓我露了臉，出了名。

時間大概是1978年下半年，有一次，附近五個鄉的30多個初中和高中的數學老師在我們學校考試，不知道校長出于什么想法，他讓我也進去一起考，我是唯一的學生，參加這場只針對老師的考試。考試的結果大大出乎意料，我的成績竟然遠超過了所有老師，達到了80多分，而其他老師成績最好的也就70多分。當然這不是高考，也不具備權威，校長也只是隨便要我去試一下，但是這一試至少也試出了當時鄉村中學老師的水平。另外一件事是1978年上半年組織了一場由附近三個鄉優秀同學參加的數學比賽，三個中學各派十名代表參加，比賽的結果我獲得第三名，第一名王鳳金同學是公認的數學天才。比賽后成績照樣懸榜公布，并且召集全校師生舉行了隆重的頒獎儀式，獲獎的五名同學走上主席臺，每個人佩戴大紅花，根據名次獲得相應的獎品，這是我一生第一次在幾百個學生面前坐上主席臺，也是第一次佩戴巨大的大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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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社會上發表了一篇有名的中篇小說：《第二次握手》。小說寫了知識分子的生活，整個社會對知識以及對知識分子的崇拜空前的高漲，知識分子的春天來了，中國科學的春天來了。后來報紙上又發表了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引起了一股科學崇拜的熱潮，科學家就是整個社會最大的明星，陳景潤的名字家喻戶曉，求知求學是整個社會最高尚的事。很多人上衣口袋掛一只鋼筆，有些人掛兩支、三支表示自己是有文化的人。知識分子一掃卑躬屈膝的陰霾，揚眉吐氣，真正成了這個社會最受人尊敬的人。這個時候，作為一個學生，我是多么希望自己能考上大學，能成為大學生，將來你為國家的科技攻關。但是這么一個理想，能不能實現，要由高考決定，高考是決定人生命運的一道坎，這道坎過去了就柳暗花明，前程似錦，一朝看盡長安花；失敗了就要回去種田 ，臉朝黃土背朝天勞動，沒有其它的路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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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我們把時間想緊緊抓在手里，一分一秒地去珍惜，拼命地學習，在離高考那道決定人生命運的關口前再多留一些時間學習，把學得不夠的內容再補一補,爭取取得更好的成績，但是高考的時間還是越來越近。到了七月的某個時間，全國幾百萬的畢業生終于走進了考場。當時參加高考的還有許多捧書復習的歷屆高中初中畢業生，大家一起去過人生命運的獨木橋，在同一個時期,考同一個內容。高考在全國各地牽動著學生、家長和老師的心以及整個社會的心。

考試前一個星期左右，母親去集市上趕墟賣小菜，剛好碰到了我。她拿出一塊錢買了十個生的雞蛋交給我，說：“滿崽，你好好補一下。”這是我考高前唯一吃的補品。高考畢竟不是普通考試，再厲害的學生也不敢說這題目太容易了，盡管我們之前已經進行了各種模擬考試，幾乎每周一次，但一場高考下來還是遺憾，很多沒做好。最難是化學，能考到及格的學生少之又少，每個人都說化學考試太難了。三天五門課結束后，全體同學深深的松了一口氣，不管考得好考得差，終于可以放松休息了。

考完試的那天晚上，我們重點班18班的許多同學三三兩兩來到了操場上，在籃球架下面有兩年來的第一次聊天。大家都沒有什么把握，有同學說不想讀農業大學，有些同學說不想讀師范大學，但是成績沒出來，你想上這些學校也不一定能給你上。

高考的成績大概八九天后就出來了。當時的高考是國家最重大的一件事情。后來我才知道，當時已經復出工作的鄧小平先生親自主導恢復高考的工作，親自主導各項與高考相關的政策和措施，所以作為文革后撥亂反正的一個重大事情才進展得那么順利和高效。成績公布的結果共有16名學生達到錄取分數線，兩名上了本科線，其他上了中專線，我就是16名上線的學生，但是只上了大專分數線。

學校的喜報貼到了人流最高，最顯眼的和平圩上，考上的人，姓名、分數、屬于什么鄉、什么村寫得清清楚楚。信息口耳相傳傳到各村各隊，大家一時田間地頭，飯前飯后，街頭巷尾，行商坐賈談話的主要話題就是這些高考上線的學子。什么村誰的兒子考上了，什么村誰的侄子考上了，大家都希望這些考上的學生跟自己有一些或近或遠的關系，是自己老表或者老表的舅的兒子，反正跟自己有點關系，因為他們太厲害了，考上了大學，跳出了農門，吃了國家商品糧，他們永遠改變了自己的人生。

我們村兩個都考上了。白杜村十多個自然村只考上了兩個，兩個剛好在我們村。朱峻軍上了本科線，我上了大專線，這給整個水家沖帶來了榮耀，也給白杜村帶來了榮耀，似乎一下子水家沖村民的腰桿子都更硬了，說話更自豪，雖然他們照樣種田，照樣過原來的生活，但現在他們有了自豪的資本，他們在跟其他村的人聊天的時候似乎更有底氣，他會為自己是水家沖的人而光榮，因為一個村一年可以考上兩個大學生。當時的錄取人數，和平鄉附近的青蘭鄉和雷坪鄉，每個鄉只考上了兩個，那可是一個有100多個自然村的鄉啊，我們村抵得上別的一個鄉，我們能不自豪嗎？

我們這些上線的學生要填報自愿，選擇自己要報考的學校。我的分數線上了大專的線，我沒選擇大專學校，而是在省部屬中專中選了湖南省地質學校物探專業。其實我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物探，當時老師不怎么指導學生填志愿，實際上他們自己確實也不懂，我的父母對這些更是一無所知，只能由我自己選，更不考慮什么待遇發展之類，當時我看到地球物理勘探，又是地球，又是物理這兩個詞吸引我，我就把這個學校這個專業作為我第一志愿，當然還填了第二，第三志愿，但是我從來沒有填湖南省水電學校，這個后來真正上了三年的學校。

按照當時的招生流程，志愿填報完后需要去縣城醫院統一體檢。我們上線的16個同學就到了縣人民醫院體檢。命運從這個時候開始給我不斷制造起伏的故事，詮釋老子道德經中“禍福相依，長短相隨，高下相傾，音聲相和”的哲學。在我們這16個考生中，15個通過體檢，我是唯一檢出身體有問題的人，體檢表中清楚寫著肝腫大兩厘米。我們這些同學包括帶隊的老師都不知道這個體檢結果表示什么，只知道我體檢出了問題，一句話就是體檢沒通過。我沒有去咨詢醫生，老師也沒有，就帶著體檢沒通過的心理壓力，悶悶不樂地回了家，天之驕子的興奮一下又沒有了。

回到了水家沖，回到了家里，把體檢的結果告訴了父親。其實我體檢出了問題的消息早已通過同學再通過各種口耳相傳的方式傳到了父親耳中，但是他并沒有驚慌失措，也沒有什么感嘆，在他心里，我們本來就是種田的，因為高考而差一點跳出了農門，現在因為體檢又被彈回來，沒關系，明年再考。這個時候父親通過鄉鄰對他的態度，包括趕墟的時候，別人更為熱情的招呼他，感到這個兒子的重要。我回到家不久，他跟我說：“不要擔心，我去挖一味草藥，煲一只母雞吃了就好了。”他就真的去后山挖了一小捆叫不出名字的中藥，把家里一只母雞煲了湯讓我吃了。具體效果怎么樣我自己也不清楚，因為盡管體檢出了問題，我身體本來也沒有什么感覺。從學校回到村里后，盡管村里的人已經普遍認為我厲害，我是高材生，可以上大學中專，吃國家糧，端鐵飯碗，但是我在家里跟平時一樣，每天還要做事，挑水掃地，這是我很小就開始，也是樂意做的。這次回家我也開始跟大的勞動力做同樣的事情，比如田里的事情，施肥鋤草堆肥這些，只有大勞動力做的，過去我是不參與的，因為以前是小孩，不是大勞力，最多算半個大勞力。但是這次他們把我當正規勞動力看待和安排了，我就在勞動中等待有可能到來的錄取通知書。

正常的開學日是9月1號，同村朱峻軍被長沙交通學院錄取，他算是真正的天子之驕，正正規規的大學生了，而我的命運懸在空中，因為我體檢出了問題，雖然不是百分之百不能讀書，可能上一個不需要強壯體魄的專業，比如說師范學校等等。

全家每天都在盼望錄取通知書的到來。父親畢竟是聰明智慧的人，他安慰我說，沒關系，明年復讀再考。我一時也沒有確定復不復讀，先確定這次的錄取通知會不會來。這種等待一直到過了9月1日，其他同學已陸續拿到了通知書，置辦好被子皮箱去學校報到了，只有我在孤獨的等待。一直到九月中旬的某一天，我正在井水邊洗衣服，聽到父親叫喊我小名，聲音很大，我在井邊也聽到了，趕快回家，父親手上拿著一個信封向我招手微笑著說，你打開看看會不會是錄取通知書。我先是看到了長沙韶山路的地址，又看到了湖南省水電學校的名稱，邊疑惑邊拆開信封。我充滿疑惑，是因為我記得我沒有填這個學校，學校怎么會錄取我？況且我體檢有問題。信封拆開后，確實是一封錄取通知書：朱軍山同學，你已經被本校水電專業錄取，請于10月14日來學校報到，落款湖南省水電學校。我們全家特別的高興，一個月焦急的等待，終于有了圓滿的結果---

我有書讀了！

我跳出農門了！

我可以走出農村到大城市里去讀書了！

                第四章  長沙求學

1

1979年10月14日是個特別的日子，這天我邁入夢寐以求的大學生涯，從此將經歷許多的人生的第一次。

父親幫我挑著行李，包括被子席子木箱子以及衣服，10月13日早上早飯后從水家沖出發，堂哥朱深明追到鄰近的村子沙林下，喘著粗氣，激動著說：“送你一塊毛巾作為祝賀上學的禮物。”身上帶著父親東拼西湊的30元錢，路上不時碰到村民，他們都熱情地打招呼，對我表示祝賀和羨慕。他們有的說:“好厲害啊，考上了大學。”有的說:“跳出了農門吃國家糧，好了不起。”后來我想，這些羨慕和祝賀之聲，在我年輕的心靈，播下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讀書人的使命，這個使命從這個時候根植于心。

我和父親坐長途汽車來到郴州，朱峻軍和他父親也同一天出發，一起投靠在朱峻軍一個郴州的遠房親戚的家里，然后我們去車站買了第二天的火車票。我第一次到郴州，明天也將第一次坐火車，甚至也是第一次看到火車，第一次聽到火車的轟鳴聲。一扇外部世界的神奇大門正在向我這個從未走出過遠門的農家孩子徐徐開啟。

10月14日下午，我和朱峻軍隨下車的人流出了長沙火車站，我們一眼就認出了各自錄取學校的接待新生的橫幅，然后朱峻軍去了長沙交通學院的接待站，我走上了水電學校的接待站。一部解放牌的大卡車把我們這些新生接到了學校，從此開始了我的中專學校的學習。

2

湖南省水電學校創辦于1958年，是給全省培養水利和水電兩種人才的專業學校。文革中停止了辦學，學校也成了供電公司廠址，1978年恢復了招生，我是恢復招生后的第二屆。學校的地址位于長沙黃土嶺，但是這里并沒有黃土也沒有嶺，前面有一條馬路通到侯家塘，離韶山路也只有幾百米，學校里面只有一棟四層教學樓，兩棟四層宿舍樓，另有一棟綜合樓及幾棟家屬樓，教學的老師是恢復招生后東借西調的，從水利廳下面各水電站調來，大部分人過去沒做過老師，更談上不上對某門課的教學經驗。

一個從小沒有到過縣城，沒見過世面，面對整個鄉村之外的外面世界還是懵懵懂懂的16歲少年來說，一切是那么新奇。長沙市那么大，那天從火車站接學生的汽車走了好久才到，學校比我讀高中的桂陽六中大太多了，學校門前的馬路上車子很多很多，公交車幾分鐘一趟，學校對面的雨花電影院以及省廣播電臺，這些對我來講都是種神秘新奇，神奇之門在慢慢打開。

關于長沙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情況，我是經過很久才知道的。這里曾經是漢朝思想家賈誼住過的地方，而賈誼因為年紀輕輕就寫出萬古不朽的文章而為讀書人崇拜，他的《過秦論》，《陳政事疏》成為課本的范文讓今天的學生閱讀。唐朝詩人李商隱特意寫詩感嘆賈誼，“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二十多歲就因為才華出眾，受朝中大臣嫉妒，外放長沙。長沙還有蔡鍔墓地，黃興墓地，作為創立共和的功臣，把他們安葬在長沙，可見這個地方的重要和良好的風水。長沙還是中國唯一向北流的大河湘江經過的最大城市，一般的河流都是向東流，所以毛主席詩中說：“獨立寒秋，湘江北去”。當然，長沙也是毛主席年輕的時候學習的地方。長沙的岳麓書院因為歷史上文化地位崇高而稱為全國四大書院之一。上世紀七十年代，長沙因為發掘了馬王堆西漢古墓而轟動全世界，里面的帛書以及其他文物填補了中國文化的空白，而暮主辛追夫人千年不腐，成為世界之謎。

伴隨著對外部世界眼界的開闊，知識的大門也打開了。我學的水電專業偏重于電工電力方向，因為建設一個水電站來說，先是要攔河建壩，這是水利工程，然后利用水力轉化為電能，這是水工機械，發出的電能要輸送到遠方用戶，這是電力工程。我的專業是小水電，既學水工機械也學電力，但是以電力為主。

沒有了高考的壓力和應試教育考試的訓練，我的時間和思想得到了解放，求知欲也不斷放大。幾乎每天晚飯后都會第一個去圖書館看書，如饑似渴地閱讀，幾乎看完里面所有的書籍。每次我一去閱讀室，基本上是等管理員來，第一個在門口等待她開門開燈，然后坐下來閱讀，兩年時間我幾乎看完了里面所有的書籍，除了那些我看不懂的，只要能看懂的那些書，那怕是與我的專業完全無關的書。有一次我看了一本古典天文學，并從此成了天文愛好者；有一次看了一本生物學，開始喜歡上細胞以及微生物等等。當時學校剛恢復招生不久，一切都像是一個雛形，圖書室其實只有一個普通教室大小，其中有幾排書架放滿了各種書籍，另外幾排書架放滿了新到的各種雜志，還有就是幾個報紙夾掛在幾個架子上，這就是整個湖南水利電力學校所有的圖書資料。

 當學校圖書室沒有什么書可以看以后，我也向別人請教如何到省圖書館借書，并且確實去借過兩次，但是路途太遠，只好作罷。我不想把太多時間浪費在路上。我也喜歡去書店，大型的書店在黃興路上，但是偶爾看看，很少買，因為身上幾乎沒有錢。很多時候身上沒有一分錢。公交車也常常是混上去的，因為沒有買票的錢；有時買一個四分的車票，多坐幾個站，總票價其實達到一角四分，節省了一角錢。貧窮沒有限制我的想象，貧窮讓我想象怎么少花錢或者不花錢。

當我對書籍越來越喜歡之后，關于書店的信息越來越多，后來我發現長沙舊書店就在新華書店不遠，規模不是很大，那邊的書的價格只有正常書價格的一半不到。所以后來我去舊書店的次數多過新書店。從黃土嶺到金盆嶺的路上有一個下坡，下完坡之后的路邊上有一家私人開的書店，他們進的書很有特色，吸引我們這些年輕學子，因為離學校一里路左右，不遠，不用坐公交車，所以也是我經常光顧的地方。大部分的時候只是去看看，不買，也沒錢買。

在省水電學校，當時招生來的學生跟全國其他大學一樣，年齡有大有小，大的可能已25歲，小的卻只有15歲，因為很多不是應屆高中畢業。大家上了中專后思想往往有個想法，已經成了國家人才，端上了鐵飯碗，過上了旱澇保收的生活，因此大部分同學從此迷失了學習方向，不想特別努力，考試追求60分萬歲，而課程內容非常輕，作業也非常少，因此許多學生開始放松。有些人會朝一些個人愛好發展，比如學一些古典詩詞，學一些歷史。我跟他們不一樣，我是全方位學習，我什么都想學。入學不久我開始喜歡學英語，并且定下目標一定要學好英文。我在農村的中學幾乎沒有學過英文，高考的時候英語不算分數，進了中專以后，幾乎是從26個字母開始學習。當時廣播電臺正在播一個英文教學節目，每天兩次，我就收聽廣播，學習老師的發音，終于學會了音標，同時開啟了每天早晨起床背英文單詞的歷程，這個習慣后來一直堅持了不知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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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后不久，另一個想法也在我頭腦中產生，我覺得一定要到更高一級的大學去學習，至少要完成大學教育。我覺得中專的教育太簡單，每次我坐在課堂上，我都沒什么興趣聽老師講課，覺得老師的內容太簡單，可能十分鐘可以講清楚的內容，他要講50分鐘，我經常不跟老師的思路走，自己掌握節奏，看其他課外的書，這是我在課堂上經常發生的。當我有想法要接受高等教育之后，就開始有意識地繼續學習高中的數理化，我的想法是在適當的時候再參加高考，考入大學，但是這個不能急，因為我現在已經邁入中專，已經有一定的地位，不能輕易放棄，大學是錦上添花，但是我心想一定要達到它。

 我是學校中少數具有強烈求知欲望并堅持學習各種知識的學生，其他學生最多有單一方面的愛好，然后順著這個愛好去學習，歷史、詩詞、書法、英文、小說等，很少或者幾乎是沒有一個像我這樣對所有知識抱著強烈的求知欲望，并持續認真學習，不浪費一分一秒，并且這種珍惜時間的觀念成為一種信仰一直延續下去。

  高考體檢發現的問題讓我虛驚一場，沒有上我填的地質學校地球物理勘探專業。后來我才知道那個專業其實就是野外找礦物，是一個非常艱苦的專業，通常少有人愿意報考，因為不僅辛苦并且常年在野外居無定所，所以從這一點來說，當時身體查出了毛病可謂是因禍得福，一件壞事變成了大大的好事。因為學水電要么在水電設計施工部門工作，比如設計院，水利局，要么在水電管理運行部門工作，比如管理局，供電局這樣的機構。他們的條件比起常年野外作業的物理勘探不知要好多少，所以我人生打擊的第一步竟然因禍得福由地質學校轉到了水電學校，并且轉得很自然，不需要任何關系和門路，印證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禍福相依的人生哲學。古代寓言說一個老人丟了一匹馬，這可是非常大的事情，因為馬在古代就是生產工具。村里的人都來安慰他，老人哈哈大笑，說你們不要安慰我，這或許是件好事。過了幾天，他的馬返回來了，并且這匹母馬還帶回一匹公馬。這個時候全村的人都來祝賀他，老人臉色沉重的說，這或許是件壞事。果然，他兒子在騎這匹新來的馬的時候從馬上摔下來，跌斷了腿。莊子把這個哲學詮釋的更好，他用一個故事告訴人們，你永遠都不知道你得到的是好事還是壞事。莊子說，那養猴子的人通常早上給猴子喂三升玉米，晚上喂四升。時間久了后猴子覺得太少。養猴子的人就說，那就早上四升晚上三升，猴子馬上歡欣鼓舞。其實他們并沒有多得，但是卻一悲一喜。人生何嘗不是這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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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省水電學校學習后，我開始意識到身體健康的重要，因為由于身體的原因，我沒有考入地質學校，并差一點失去了升學的資格，16個高中同學，只有我的身體有問題，不能這樣下去，一定要改變。要改變這一點，只有通過體育鍛煉。這個信念一旦進入我的大腦，就開始實施。首先做的是早上跑步，每天早上一覺醒來，就會像彈簧一樣從床上彈起來，不給自己哪怕是幾秒鐘的猶豫，所以我差不多是起床最早然后跑步的學生。跑步的路線是從黃土嶺到侯家塘，來去五公里左右。當時我沒有手表，無法知道時間。有時候自己起太早，到了學校門口，大門沒有開，就敲門衛的門讓她開門。這個門衛是班主任謝老師的太太，有一次謝老師來開門，看到是我，瞇著眼睛在昏暗的路燈下看手表，然后他說：“朱軍山，怎么四點就出來跑步，先去休息吧，六點后再來。”我通常是校門打開后才出門跑，但是確切時間不知道。絕大部分情況是我跑步回來，天仍然黑的；很多時候我跑步回來，洗漱完到教室里看書很久天才亮，而我的大部分同學才起床。

天沒亮就跑步，有一個麻煩就是路燈下太暗。有時候樹遮住了光線，看不到有人騎車過來，因此幾次被自行車撞翻。每次我爬起來，反而對騎車人說對不起，看到沒流血繼續跑步，騎車人繼續前行。跑步使我的體質慢慢增強，這更加強化了我跑步健體強身的信念。當時學生中參與跑步的人相互雖然不打招呼，但整個學校誰經常跑步，我們都相互有印象，有些人偶爾跑，有些人經常跑，但是像我這樣堅持不懈，不論刮風下雨下雪從來不停的同學則只有我。比如下暴雨，這看似不能跑步的天氣，我照樣跑，淋濕就淋濕，回頭換掉就行，其他小雨天氣更不在話下。下雪天也一樣，下雪天不是多冷的問題，而是太滑不好跑，但是我依然會跑，只是稍慢一些而已。我跑步還有一個要求，就是短褲背心。一方面是當時我沒有什么可選擇的衣褲，另外一個原因也是要磨練意志力。長沙的冬天有時到零下十度左右，上早班的人都穿著厚厚的衣服，戴厚厚的帽子，圍著圍巾，戴著手套。有時他們會在公交站等車，見到一個人穿著短褲背心迎風跑步，真的大吃一驚，像看著怪物一樣看著我。 

隨著跑步鍛煉的堅持，帶來的結果是身體明顯感到越來越好，入學時的神經衰弱沒有了，微微的駝背變直了，人更有精神了，起早床更有干勁了。后來我一直把起早床當作人生習慣，并享受帶來的感覺，幾十年不變。

在水電學校的另一項鍛煉是洗冷水浴。有一天我從雜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說毛主席年輕的時候經常洗冷水浴鍛煉，增加自己意志力，鍛煉自己身體，所謂文明其思想，野蠻其體魄。我開始學習毛主席年輕時的做法，洗冷水浴。我的做法是清早跑完步然后去浴室洗冷水浴，但是這個時候浴室門是鎖的，好在浴室外有一個龍頭，我就在外面的龍頭下洗。冬天寒風呼嘯，冷水淋在溫熱的身體上升起一團霧氣，身體開始的反應是冷，然后便發熱，幾分鐘后穿好衣服，渾身發熱，感覺非常好，這對人的血液循環會非常好。后來我看了一本日本人寫的書，專門介紹冷水浴，說是冷水刺激皮膚，讓毛細血管收縮再膨脹，相當于血管鍛煉，另外身體激起內在的反應，必然產生大量的熱，使內在功能激發，抗寒能力更強。皮膚受冷水刺激使血液增加，促使血管更為通暢，增加皮膚光澤，減少老人斑等等。

   學校的澡堂對著供熱水的鍋爐房，有時很早就有人來打熱水，我在外面洗冷水澡，他們就能看得到，因此我改為晚上洗冷水浴。晚上九點后熱水供應沒有了，澡堂附近一片漆黑，冬天穿著厚厚的衣服，一層一層脫掉，然后沖到水龍頭下快速淋浴，幾分鐘后再一層層穿上，整個過程也就不到十分鐘，但對人身體的鍛煉和意志力的鍛煉很大。紙包不住火，同學們都知道我洗冷水浴，都非常佩服，因為長沙的冬天實在太冷了。

我在水電學校，國家助學金每月15元，這個剛好是我的伙食費，其它的花費，包括每個學期的書費和來回老家的路費要自己付。我家的經濟條件困難，我的身份的改變并沒有馬上帶來經濟狀況的改善，身上幾乎是沒有錢的，有時連一張八分錢的郵票錢也沒有，也要借。家里經常也不給我回信，一個學期末要放假了，我問他們要路費，他們會寄個十塊錢左右當路費。長沙到郴州普通票價不到六元，如果是快車的話加幾角，但是我從來沒有加快過，每次總是慢車回家。貧窮限制了我的許多行為，讀書期間沒買過一件衣服，也沒有在飯店吃過一次飯，哪怕是一碗面條，也沒有參加過任何花錢的活動，唯一的花錢就是買一些書，另外就是為了學英語買了一個收音機，那是有一個暑假在學校留守，學校發了一些補貼后才買的。雖然貧窮，但不悲觀，反而每天充滿著希望，每天過得非常充實，也很愉快。

因為一本古典天文學的緣故，一段時間我喜歡天文學。先從觀星開始，認識天上88個星座，這些星座布滿整個蒼穹，任何時候，天上只能出現一部分星座，有些星座只能在下半夜升上天空，所以有時要半夜觀星，這樣認識的星座才多。有一次我正在樓頂觀星，晚上那么晚的時候，有個人看到，上到屋頂，看到我后相互對視了幾秒，我說在看星星，他看到沒什么問題就離開了。我猜他開始一定以為我要跳樓。天文學擴大了我的想象，地球上幾百、幾千公里的距離，在天文學上真是連最小的誤差都不止，他們以光年來計量，光一秒是三十萬公里，一年走多少？最近的恒星離我們4.6光年，銀河系直徑十萬光年，而地球到月球距離38萬公里，地球到太陽1.5億公里，天文學家把地球到太陽的距離定為一個天文單位，所有這些天文學知識讓我掌握了。

  水電學校當時學制兩年半。畢業前我們全體畢業生要做一個體檢，我的身體已經沒有任何問題，同學譚湘清卻出現了問題，在同學中引起了一些驚慌，跟我當初查出毛病一樣，大家對醫學一點不懂，也不知到底查出了什么問題，后來因為這個原因，譚湘清同學分配到一個非常偏遠的縣區工作。對于大部分中專學校畢業生來說，基本上還是分回自己的縣里去，但是畢業前也搞了一個畢業去向申請，我就直接寫了回老家去工作，因此而受了老師表揚，讓我上臺發言，作為同學的榜樣。因為當時很多同學希望留在長沙這樣的大城市，而我來自于農村，覺得回到自己老家的縣城去工作也很光榮。后來我還真的就分配到了湖南省桂陽縣水電局工作。后來的情況是，大部分同學連水電局都留不了，分到了真正的農村水電站去工作，我的去向相對還比較好。

第五章  桂陽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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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我畢業后先到郴州地區水電局報到。我們一個地區畢業的同學總共有十個左右，在賓館住了兩天就由地區水電局把我們又分配到下面的縣。我分到桂陽，其他同學有的分到其他縣，但是大部分回到各自的縣。

   我拿著地區的介紹信到了縣人事局報到。人事局簡單地問我有什么意見，我說沒什么。當時我的頭腦沒有任何想法要去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待遇好，什么地方舒服，什么地方有前途。思想簡單得像杯白開水，因此無論是學校的畢業去向申請，地區的領導問我們有什么意向，還是縣人事局問我有什么意見，我都說沒有，從來沒提什么要求，事實上也提不出要求，因為我并不知道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好，一切聽從命運的安排。

   我來到了水電局報到，辦公室主任簡單問了我學什么專業，然后帶我去見局領導。這是我第一次見單位的領導，因此特別緊張，整個過程低著頭回答問題。領導簡單交流后說你就在電力股上班，然后又領我去見了電力股長。單位暫時沒有騰出住的地方，我去了縣城里唯一的一個親戚，一個姑姑的家里住下來。報到后幾天趕上了1982年農歷春節，我就回老家水家沖過節去了。

水電局這個機構的狀況我是后來通過一段時間才完全清楚，大概有三十幾個正式的工作人員，比如水利技術員、工程師等，還有電力技術員、電力工程師等，還有幾十個臨時工作人員，局里下屬還管理各個水庫和電站，包括縣城的供電公司，還有移民辦。

   局機關主要是兩個業務股室，水利股和電力股。水利股是管理縣水庫和相應的灌溉渠道，小一型二型及中大型水庫，而電力股管全縣水電站建設，這就是我工作的部門。

1982年整個中國雖然已經開始改革開放，各行各業工農商學兵慢慢走上了正軌，農村已分田單干，個體工商也開始出現，但是意識形態的思想還沒有完全解放，機關開會以及談話還有許多文革遺風，比如開會前會學一段中央領導講話，一個會開下來，假大空話多數，實質內容少。我是聽聽，很少發言，股里面不到十個人，開會的時候除了一個女的和我，其他人每人一根煙抽著，小小的會議室里彌漫濃濃的煙味，每個人都一根煙接著一根煙地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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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進局里工作不久，領導派我去當時正在建設的白水電站去管理和指導工程。電站的地址位于白水鄉境內，離白水鄉政府還有八公里左右，設計裝機三百千瓦，水頭五十米，渠道長三公里。

第一次去白水，由股長歐陽植友工程師帶我下去。他通知我某日到流峰鄉政府與他會合，他先我一天到達了流峰，但是第二天我趕到的時候，他已經搭便車自己先到白水鄉去了，所以我趕到流峰鄉的時候，他早已離開。我問周圍的人怎么才能趕到白水鄉去，他們告訴我先在流峰車站坐車到塘市鄉，再由塘市鄉走路或坐車去白水鄉。當時我并沒有意識到即下來的困難，馬上到流峰汽車站，買了去塘市的車票，坐上了到塘市的班車。

下了車之后，我就問當地人，現在我要去白水，怎么去，有什么車。他們回答說白水不通班車，你只能走路。我問他們有多遠，他們說有五十多里。當時已經是下午，我毫不猶豫馬上就開始走路，對五十里是什么概念完全不清楚。事實上我從來沒有走過二十里以上的路，沒有概念，心里只想著一定要趕到目的地，從來沒有往困難方面想。當初我的困難是既沒有吃飯，也沒有喝水，因為在縣城里連早飯也沒有吃，中飯就更沒有吃，也沒有地方和時間吃，也沒喝水，因為趕路我幾乎沒有停下來。我是人生第一次來到這些地方，不熟悉任何人。對全縣地理也一無所知，對于我要去的白水鄉方位以及路程遠近也毫無概念。我后來才知道，從塘市鄉到白水鄉五十五里山路，中間要經過一座很高的山，海拔1000多米，而白水電站離白水鄉政府還有十五里，也就是說我當天趕到電站的路程共有70里山路，這是一個相當大的困難。但在當時，我對困難兩個字真的沒有概念，我只想到今天趕到白水鄉跟領導會合。許多年后我看一本叫《致加西亞的信》的書，里面的一個叫羅文的中尉，接到任務，要把一封美國總統的信送給一個叫加西亞的將軍，唯一知道的信息是他在南美洲的熱帶雨林里，上千公里的范圍內，沒有地址。但是羅文沒有推脫，并且最后做到了。所以書的前言說的話教育和鼓舞了成千上萬的人，這句話就是：“世界上到處都是才華橫溢卻窮困潦倒的人。”一個人不光要有能力，而且要不畏艱難，否則可能才華橫溢卻窮困潦倒。我當時雖然還不知道羅文的故事，但是確實有他的精神。

我帶著簡單的行李，一個人爬涉在山路上。走了幾個小時后我看到一個叫林業檢查站的地方，實在餓得不行，進去跟他們說我是水電局的員工，現在要去白水鄉，能不能讓我吃點飯？他們打開鐵鍋，里面剩了一些冷飯，他們裝給我，又從另外一個鍋里夾了一些菜給我，我從兜里摸出一塊錢給了他，他也收下了，交談非常簡單，似乎很默契。我相信過去也有其他人發生過這種情況，因為五十多里路程中間只有這么一個地方有人住。

 吃完飯以后，我就有力氣繼續趕路。這個時候天快黑了，他們告訴我還有二十里路，我沒有做任何休息，馬上出發。等我趕到白水鄉政府的時候，已經是家家戶戶點著燈火。我趕到鄉政府，他們告訴我歐陽工程師已下了電站，要我直接去電站。我毫不猶豫又馬上出發往電站方向走。當時已經是晚上八九點，去電站的路是一條沙子路，我完全靠著月光走，好在當時天晴，月光照著路面，可以看得清楚路。接下來的路全部沿著河邊，流水嘩嘩，兩邊陡峭的高山，偶爾傳來野獸的叫聲。但是當時我根本感覺不到害怕，也沒有做任何停頓，偶爾路邊溪水邊停下來喝幾口水，然后就是不停地走。

我最終趕到白水電站的時候，歐陽工程師看到我大吃一驚，“你怎么來的？小朱？”我回答說“走路來的”，他大為感動，因為我到達的時候已經是晚上十點多鐘，也就是說這一天，我走了七十多里山路，并且有一半左右的路程是天黑走的。歐陽工程師當時在局里威望很高，這個事情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幾次在領導面前表揚我并且在關鍵時刻為我說話，這是后來發生的事。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下到鄉里去工作，第一次去經歷這種人生的磨難，第一次人生的跋涉，當時心里面始終沒有困難兩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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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下去就在電站住了大概一個月左右。當時電站的施工隊是從浙江過來的十幾個農民工，他們幫助開挖渠道。我每天到工地去看一下，說不上指導，事實上也指導不了，因為我除了讀了一些書本的知識，實際方面知識少之又少，來到工地工作，還不如說我來到工地學習；一個電站工程如何設計施工，分幾步等等，當時完全沒有概念。后來通過一段時間，這些概念，慢慢在我心里建立，由過去空洞的理論到實際，水電站建設和運行的真正過程才在大腦里確立起來。

在電站工作期間，大部分時間沒有任何事情做，我繼續學習英語。我寫信給長沙的同學，要他們寄來英語學習的書本。每天早上起來就背課文、背單詞，這是我一直堅持的習慣。農村沒有電，晚上我會點盞油燈看書。電站里請了炊事員，負責幫我們做飯，我們管理處幾個人一起吃，施工隊另外開火，相對來說，我們的伙食標準要好很多。有飯吃，有住的，有書看，又有一群人在一起說話聊天，每個月還有工資，這對我來說是幸福不過的事。當時局里規定，下到農村工作的，每天還有幾角錢的補貼，而在電站吃飯，他們并不要我付伙食費，所有這些對我簡直是天大的幸福，我從來沒有感到有什么不滿意，我覺得一切太好了。實際情況是，當時大部分局里工作人員不愿下鄉，即使下去也是去一兩天就回來了，他們很不情愿像我這樣離開機關下去，一住半個月或一個月，他們覺得那樣太不方便，而我就沒有感覺，我在城里也是一個人，雖然局里有很多同事，但是我并沒有融入他們的生活，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我這個國家干部，水電局正式員工好像是一個邊緣化的可有可無的人。

 我喜歡在農村的另外一個理由就是這里遠離塵囂，遠離政治。這里你不用因為看到領導而緊張，也不用見到誰又打招呼，這里單純簡單，況且幾乎沒什么事做，還可以學習。既可以學習專業的知識，也可以每天讀英文，每天固定的幾個人，十分好打交道。他們尊重我，我沒有任何緊張，不用想到對誰特別尊敬，怕一個動作給人家留下不好印象，我自然地生活。

 我在水電局機關的時候，每天要去辦公室點卯，其實就是大家坐在一起聊天，沒有什么具體的事，但是因為我心里想到學習，點完卯后不久就回到自己宿舍看書。我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也許是兩年甚至五年給人的印象是與眾不同，不合眾，獨來獨往等。后來這個事傳到我家里，父母非常焦急，母親要父親趕到我工作的地方，特別對我進行教育，要我多跟領導打招呼。其實我見到同事和領導也打招呼，但是很不自然。我跟大家沒有任何利益的沖突，他們把我當作可有可無的角色，不受關注，自然有好事情肯定想不到我的頭上，除非人人都有的利益，其他的好處與我無緣，甚至臨時工有的好處我也不一定有。但是我的身份擺在那里，國家正規畢業分配的中專學校畢業生，這在當時是金字招牌，大家也不敢小看，這種人才不多，局機關沒幾個，大部分是工農兵大學生，這類大學生中也有真才實學的，但總體含金量已受社會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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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九月、十月份的時候，縣里在芙蓉電站舉辦小水電專業人員培訓班，安排我負責講課。我很認真的對待這件事情，先請我的朋友廖建中老師來做指導，他在中學做老師，我讓他指出我講課的問題。這些理論的內容是我的長處，講課是發揮我長處的時候，因此兩個月的時間里我就住在芙蓉電站，每天給全縣各電站來的技術骨干講電工，講數學等等。當時整個縣里懂這些電工理論的人少之又少，我的工作態度又十分的積極主動，上課也受歡迎，所以領導很高興，學員也反應很好，我在縣里電力同行中的名氣慢慢打出去了，相當于做了一次免費的廣告，無形中建立了人脈。每個電站都有我的學員，所以以后我不管去任何電站下鄉，馬上有學員過來叫我老師，介紹給他們的領導，這對我后來的工作是個大大的便利。

培訓班結束后，芙蓉電站領導想把我調過去。當時我既沒什么反對，也沒有同意，我覺得都可以，因為這畢竟是一個成熟的電站，可以學習到很多的實際知識，但是后來這個事不了了之，因為芙蓉電站業務上屬于水電局管，行政上跟水電局平級，如果要調動，要經過人事局，手續上還是有些麻煩。當然好在沒調過去，因為那是一個純粹企業，位置又在山溝里，我要是真調過去了，會面臨許多實際困難。

接下來幾年的工作，我主要負責全縣農村的小水電建設。我經常去白水鄉、光明鄉、華泉鄉這三個桂陽縣最偏遠的山區，也是最貧窮的鄉幫助農民發展小水電。當時我們的做法是，用一個水泵改為水輪機作為動力。水泵通常用來抽水，靠電動機驅動它把水抽到高位去，但是反過來，如果高位有水也可以沖擊水泵的葉輪產生動力，輸出到轉軸上，如果轉軸上連接了發電機，也可以發出電力。當時這種用水泵改裝的發電站在農村山區很普通，有水的地方就想搞，我去幫他們配水泵、選水管、改裝發電機、安裝線路等等。

經過幾年的工作，我對這三個最偏遠最貧窮的鄉的道路已經熟了，這三個鄉的人也都知道有一個朱工程師在負責水電站技術，經常下來。每年我會下去很多次，每次十天半個月，每次都會翻山越嶺的走幾十里山路。餓了常常只能到偏僻鄉村小賣部買吃的。他們賣的常常是已過期很久的餅干罐頭之類的食品，有些已經發酸，但別無選擇，照吃，吃飽了才有力氣走路。因為在山區，從鄉政府到工作的地方二三十里山路是常見的。況且有時要從一個鄉走到另外一個鄉，沒有鄉與鄉的班車，除非先坐車去縣城，第二天由縣城坐車到另外的鄉，但那對我來說太麻煩，要多花一天時間，我寧愿辛苦，不愿浪費時間，所以我總是選擇直接由一個鄉走路到下一個鄉，直到把這幾個鄉的工程全部走一遍。有時村里的農民會為我帶路，我們一起爬上一座座山，又下一座座很陡的山，這些農民發現我比他們還能吃苦，走路的步子比他們更快，爬山的步伐更大，他們真的很佩服我這個縣機關下來的工程師，在他們心目中的國家干部是吃不了這種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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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鄉工作久了之后，我真是越來越喜歡下鄉，反而回到局機關不習慣。在機關里每天要去辦公室點卯、去看報、去聊天，偶爾寫些書面材料，但是很少，終日無聊。見著領導要點頭哈腰地李局長、張局長、羅局長一路叫下去。當時這一個小小的機關，一個局長，六七個副局長，每個人對我來說都是大大的領導，必須對他們畢恭畢敬。除此之外，各部門領導也是領導，也要對他們客氣和尊敬，剩下的都是遠比我有資歷的工程師們，也是值得尊敬的，也必須對他們客氣，不能有一點馬虎。機關如果有什么勞動，有什么要跑腿的事，肯定是我要去，所以我寧愿選擇去農村。這種選擇是自由的，因為當時既沒有人要我下去，也沒有人要我不下去，況且下鄉對大部分人來說是苦差事，我多去做苦差事，大家根本不覺得我得到什么好處。

 到了鄉下，我有一種如魚得水的感覺。鄉政府的書記，鄉長對我們這些局機關下來的人很客氣，因為他們覺得我是給他們去辦事的。特別是我下去，直接給老百姓帶來光明，又幾乎從來不要他們招待吃飯。我一般直奔要做事的工程點，馬上工作。在我幾年的下鄉歷史當中，從來沒有一次主動打電話給鄉政府，要他們接待，而當時先打電話要鄉政府提前準備接待幾乎是其他工程師的一貫做法。這個時候鄉政府人員會提前殺好雞鴨，招待這些縣里來的工程師。但是我從來沒有這樣做過，也很少去鄉政府。有一次白水鄉的劉書記特意趕到我工作的村去看我，他說縣里來這么多工作人員，有林業局的，有農業局的，有公安局的，有交通局的，但只有水電局的小朱從來不來麻煩政府，不要政府派車，也不到政府吃飯。從此以后他對我總是非常客氣，并給村里領導說要照顧好朱工程師。

 白水鄉地處桂陽縣最偏遠的高山地區，離縣城的距離超過100公里，最高海拔1000多米，交通極其不便，因此到白水下鄉是縣里公認最苦的。當時白水也是縣里少數幾個不通大巴的鄉，出入只能走路或者是搭便車。工作人員下去，一般機關里會派吉普車送下去，但是山路太危險，很多司機也不愿意去。出來的時候就搭當地運貨的車，但車不是經常有，有時十幾天也等不到。我下去都是直接自己坐車到最近的鄉，然后走路進去。出來很少等車，大部分時候都是走路出來，到幾十里外的鄉坐大巴車回縣城。雖然辛苦，但只要一天可以趕到縣城，如果不走路，那么就要等待出去的順豐車，不知道什么時候才有。有時候我趕到下一個鄉坐車，可能班車剛剛走，那我得繼續走到另外一個鄉搭車，因為一個鄉一天只有一趟，你錯過了就沒有了，沒有其他交通工具，這也是很多機關人員不愿意下鄉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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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鄉下工作，幫助農民發展小水電，農民對我特別尊敬，招待也盡量好，他們可能第一次招待這么重要的客人。我不僅在他們家里吃飯，也在他們家住，他們會騰出最好的房子，最好的床鋪讓我睡。這些偏遠深山的村子里，有時候幾乎全村沒有一床新的被子，如果有，他們一定動員主人讓我睡這個有新被子的床鋪。我遇到的最感動的一次是他們動員一對新婚夫妻把他們的婚床給我睡，因為全村只有他們家的被子是新的。為此，我后來后悔了很久，當時怎么沒拒絕，人家安排我睡在哪里，我就睡哪里，我沒有一種敏感覺得睡人家的新婚夫婦的床鋪不好，因為人通常一生只有一次做新婚夫婦，這是他們最幸福的時光，但卻要把婚床讓給我睡，我是后來才覺得歉意的，但那時已過去很久了。

吃飯也是很大的問題。當地貧困已接近赤貧的狀態，為了招待，他們也會費盡心機。往往為我單獨做菜，菜里面會放上一些咸肉，或者一個雞蛋或者一條小魚，反正是全村能找到的最好的一點點東西來招待我。這里海拔高，溫度低，植物生長慢，農民連蔬菜都不夠吃，更別說什么肉類的好菜。同樣是農村，他們的生活條件遠比我的老家和平鄉要差，因為那里至少有小菜吃，但是這里因海拔高，平均溫度低，連蔬菜也不怎么長，農民的生活真的苦到極點。本來按國家規定吃一餐飯要交給他們兩角錢三兩糧票，但是我也幾乎不給，有時給了他們也不要，因為他們覺得我是在幫他們做事，所以他們愿意招待我。當然一個重要原因是我自己也是十分的貧窮，我一個月四十塊錢工資，要負擔一個弟弟在縣城讀書，包括所有的開銷和學費伙食費，我真的很在乎每一角錢。但是我的工作態度絕對一流，吃苦精神也是一般人無法比，工作效率十分高，所以贏得了農民朋友的尊敬。有一年臨近過年了，我為了在年前讓農民用上電，堅持工作到年前除夕，打電話希望局里派車來接，局里找了理由拒絕了，僅有的一輛小車或許忙著接送領導，哪能有功夫來接我這個無關緊要的小工程師？當地農民特別感謝我，他們派一個人送我走了四十里路，雖然也是步行，但他們送了一些土特產，我們輪換挑著走出了華泉鄉，走出了幾十里連綿不絕的大山，趕到了乘車的地方，讓我在除夕前回到了縣城。

白水鄉有三分之一左右人口是少數民族瑤族，他們居住在高山森林里，離白水鄉政府還有二十多里路，要沿著白水河邊走，兩邊是崇山峻嶺，在深山密林的山腳下一直往下游走，然后再從河邊上到高山頂上，往往山頂森林溪水邊上就是他們的家。房子大部分是竹子和樹木搭建，小小空間擠著飯桌、做飯的火塘、一個床鋪。有的家庭甚至豬圈也連在一起，所以一邊吃飯一邊聞著濃烈的豬糞味，根本談不上環境衛生干凈等等。但是這是他們世代生活的地方，也是他們世代生活的方式，他們并沒有覺得有什么不好，他們完全習慣。

在瑤漢雜居的地區，漢族人一般選擇住在河邊地勢低的地方，便于出行，便于農業耕種。但是瑤族人則普遍住在高山上，每個山頂一個小村子，據說這就是瑤族名字的由來，瑤族的瑤就是遙遠的遙變來的。我有一次在白水鄉電站工地跟一批人到三十多里的金陵墟趕集，回來的時候，就發現一路十幾個人，每過一條山路就有幾個人往山上走，我問當地人，他們去哪里，當地人告訴我，他們就是去瑤族村寨去了。走一段路，又有幾個人朝另一個山頂走去，這是另一個瑤族村的，我才確實知道他們都住在深山密林的山頂。

 我第一次去拜訪瑤山村寨是鄉村干部陪同去的。一條小路向山上走，沿路多是深山老林，溪流從山上流下，流水嘩嘩，伴隨著低飛的鳥叫。路邊竹林中有農民破開竹子做的野豬夾子。瑤族兄弟從山腳漢人家里買來豆腐招待我。盡管衛生條件讓我心里有一絲絲猶豫，但是還是有滋有味吃起來。飯后喝茶的時候，我看茶杯其實是用剛剛吃過飯的碗做茶杯，但問題是碗沒有洗干凈，飯跡留在碗邊，油花浮在茶水上，完全沒有洗干凈，但是我還得喝下去。后來有人告訴我，瑤族人很在意漢人對他們的態度，如果給漢人倒的酒，或者倒的茶不喝的話就會認為看不起他們，他們就不會跟你交朋友，要做什么工作就很難，我好在沒太在意，有點細微嫌棄馬上控制住了。

 我在瑤族最集中的地方住了許多次，前后加起來幾個月。當然不是住在瑤族人家中，而是住在漢族人家中。這里作為全鄉最偏遠的地方，就是本地白水鄉的干部也很少來，因為來一趟的話，來回至少五十里，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受這個苦，所以這個地方外來的干部少之又少。縣里的干部幾年可能都見不到，所以我走在路上，本地人都是遠遠站著，低著頭站著，不敢看我，等我走過去以后，他們才敢抬起頭來繼續趕路。

通常瑤族的女性會帶一個巨大而復雜的類似于電視中皇后的帽子，頭發用簪子固定卷起來，額頭上沒有頭發，衣服是繡花綴邊的衣服，做工復雜。身上常掛一些銀制工藝品，手上戴銀鐲子。據說從發型上可以看出已婚未婚。這些復雜的頭飾和衣服肯定不便于勞作，所以平時他們居家的時候也不戴，只在外出的時候才這樣盛裝。她們的男人普遍會打野豬、裝野豬套、野豬毒箭以及用銃打等等，所以偶爾會吃到野味。瑤族人家也養豬，但是殺豬的時候要有一套儀式，類似于燒香拜佛的儀式做完才能殺豬。我沒事的時候也去他們田地里去，主要種植的植物是玉米，也種一些蔬菜，水稻很少。他們會用玉米釀酒，我吃過，發現口感遠沒有米酒好。

山區工作的條件，包括吃的，住的以及交通條件，使很多干部不愿來到這里。白水鄉的劉書記聽說我經常來這里，十分感動和高興，不止一次說，林業局的、公安局的、農業局的干部沒有一個像小朱這樣真正沉下去工作。后來他調走高升，但一直跟我關系很好。

7

1983年7月的某一天清早，我沿著縣城的一條主要街道像往常一樣跑步，但是今天清早與往常不同，街上突然多了很多警察，路邊也停了許多車子，然后有警察押著人往車上去，整個街道都有這種情況。我當時不知道是發生了什么，后來聽新聞說是從今天開始對犯罪分子進行嚴打，通知一出來，全國警察開始統一抓捕各種犯罪份子，包括過去認為介于犯罪和錯誤之間的輕微的罪犯，以及正在偵查，證據不足的犯罪嫌疑人全部收押。我當時沒想到這次嚴打影響會那么大，范圍那么寬，嚴到那么一個程度，并且自己也參與其中。

那次嚴打的起源有幾個傳說的版本，其中一個版本說，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的主將之一的將軍的女兒在鄭州受到一伙小流氓的欺負，她的丈夫，也是一位現役軍人前去與流氓說理，竟被這伙流氓于混亂當中打死，后來這伙人知道撞下大禍，趕緊逃跑了。鄭州市公安局被嚴令破案，抓獲罪犯。將軍知道后立即從前線乘軍機說要去鄭州。軍機到了鄭州上空，飛行員稟告說馬上到達目的地，準備降落，問首長有什么指示。將軍一言不發，臉色鐵青，飛機只能在鄭州上空盤旋，大概十幾分鐘后說：“不停鄭州了，直飛北京。”然后直接飛到北京。到了北京就電話告知當時軍委最高領導，說有要事報告。然后將軍就當面向軍委領導報告女兒被打，女婿被打死的事。領導大吃一驚，自己的愛將在前線，勞苦功高，后方竟有親人被流氓打死，他掐滅煙頭說：“是該殺一批流氓了”，一個嚴打犯罪分子的計劃就這樣產生了。

為了使嚴打更合乎法律，當時全國人大專門就嚴打通過一項法令，授權公檢法執行。核心內容是“從重從快”四字，“從重”解釋為對所有罪犯按現有法律頂格處罰再升一級處罰。“從快”就是快捕快審快判，后來就是公檢法一起辦公，類似于流水作業。這“從重”兩字，讓很多平時不夠坐牢的罪犯坐牢，平時不夠槍斃的人槍斃，“從快”讓平時漫長的偵查，起訴等過程變得非常的快，整個過程也許就三五天。

嚴打啟動后不久，因警力不夠，我被抽調到縣公安刑警隊參與追捕逃犯。當時嚴打對刑警壓力非常大，所有在冊的犯罪分子必須一律歸案，我就是在這個時候借調到公安局。后來我才知道，說是借調，其實是正式調動前的試用。

我在公安局主要參與三個逃犯的追捕，總共時間近一年。一個是猥褻少女的罪犯，一個老單身在村里猥褻未成年少女，被告發后隱姓埋名遠去他鄉以賣冰棍為生。后來我們通過一些線索發現他租住在城鄉結合部桂陽縣城與仁義鄉交界的地方，然后就實施抓捕。傍晚的時候蹲守在他住的附近等他回來，一回來我們左右一個，上去就銬上了。他一個老人，抓的時候也沒費什么力，很配合。我說了一句，你讓我們找得苦，現在要用警棍給你電一下。他說：“你千萬別搞，我完全配合你們。”其他的警察也阻止了我，說你現在電了他，審判的時候就可能審問不下去，因為辯護律師會說我的當事人被抓捕后在沒有任何反抗下被電擊。

我參與抓捕的第二個罪犯是破壞森林的罪犯，其實也就是砍了公家幾棵樹，整個案值不到100元。這個罪犯判了兩年，但是他錯誤理解了犯罪追訴期，以為只要逃跑一兩年就過了追訴期，警察就不會再找他。其實追訴期是針對沒有正式破案和宣判的案子，如果案子破不了，過了也就過了，但是他已經宣判，必須服刑。

我們追捕組在村里安排了線人，有一天線人報告，他中秋節會回家過節，因此我們提前做了安排。抓捕的那天晚上，我們兩個公安局的，加上公安特派員，另外鄉政府組織了一些干部，總共有十幾人，開著一部解放牌卡車向罪犯的村子開去。當天晚上，月黑風高，卡車的遠燈照得幾里外都雪亮，我們離村子一里多的地方就停下來，然后摸黑向村子走去。到了村口后分頭行動，有人等在路口，有人直撲人犯家里。當我們摸到罪犯的臥室，踢開門的時候，罪犯還來不及穿衣服就給銬上了。

我抓捕的第三個罪犯，也是比較輕微的罪犯，判了三年，屬于盜竊罪，簡單的說就是盜竊了農村推土用的木板車。因為把木板車定性為生產資料，就把本來輕微的盜竊案上升了一級。因為盜竊生產資料罪名嚴重，即使案值很低也夠判刑。這個罪犯宣判后不久就一直逃脫了，與其他逃脫罪犯不同的是他并沒有逃走，就在自己家里，但是公安就是帶不走。

我清楚的記得罪犯的村子是一個叫三步兩亭的村子，屬于桂陽洋市和樟市交界之地。我去抓捕的時候，本來洋市鄉公安特派員要跟我一起，因為他有槍，我當時還沒配槍，不知什么原因他沒去，我只能一人前往。我找到當地村干部，他給我帶路，遠遠指著一棟房子說，就是那一家。然后我就直接進去，亮明身份要把人帶走。這個時候這個家庭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全叫起來了。有些人大喊“不能帶走，他已經改正錯誤了”；還有一個人說，不就是一部木板車，我們賠；有個老人，是罪犯的爺爺，說要代替孫子去坐牢；婦女就在那里哭，拉著罪犯不讓動。村子圍觀的人越來越多，與我同去的村里干部遠遠躲著，一言不發。這個時候我知道不能來硬的，就跟罪犯的爺爺說：“你孫子本來判得不重，您這樣不讓帶走，只能加重他的處罰，將來他的罪更重，希望你配合。”他們看我年輕，又沒有帶任何武器，也沒有穿戴警服，說話也在理，才讓我帶走。我攔住過路的班車帶罪犯上車后，幾個婦女突然又沖到車前躺下來不讓我帶走。我又下車做工作，最后才在老爺爺的配合下把她們拉開，車子啟動開走。

后來我了解的情況，這家幾代單傳，到這一代又是一根獨苗，所以全家視其掌上明珠，但是法不容情，我也是執行公務。這也難怪當地特派員不愿意來。后來車到了城里，我才把罪犯銬上，填表后送入看守所。這個事不知道后來傳出去，多了些傳奇色彩，說我一個人抓回一個公安幾次都抓不回的罪犯，我因此在追逃總結會的時候評上了二等獎，而當時沒跟我去的特派員受到了局長的批評。

我在公安局上班的時候，有一天我去一個親戚家吃飯，這個親戚在財政局管預算，他跟我說“你調到公安局去了嗎？我看他們選拔調入五名公安，有一名叫朱軍山，因為財政要撥款，給警服槍支等費用。”我一聽急了，第二天就去問公安局李局長。李局長大大咧咧，大肚子的腰間掛著配槍，是當時只有領導才有的64式。他是多年刑警出身，一聽我問這個事兒，馬上反問“你不想來嗎？”我說“我確實不想調過來，我想干自己的水電專業”，他說“沒關系，我讓他們不辦了”。調動的事就這樣終止了。

我在公安局工作時間雖然很短，并沒有得過且過，當時也花時間學習了刑事偵查的知識，什么犯罪時間、犯罪動機、犯罪現場等等，什么現場還原，嫌疑人排查，痕跡提取等等知識也初步進行了解。

八十年代初的公安警察是當時公認最好的職業。當時大家的工資普遍不高，而公安的工資幾乎是最高的。另外公安每年給幾套衣服，在當時來說幾乎是天大的福利。并且在公檢法系統，當時大家覺得地位最高的就是公安局，所以大家愿意進公安局。當時進公安的要求也很嚴格，只要有任何表現不良就不可能調進去，所以調進公安局很不容易，但是我卻主動放棄了，這是從來沒有發生的事，嚴打結束后我又回到了水電局上班了。

8

1984年上半年的某一天，我像往常一樣去水電局資料室看報紙，管資料的曹老師拆開一封水電部寄過來的信，里面并不是什么重要文件，而是一張招生通知，武漢水電學院招本科生。這對我可是一個重要的信息，這不正是我想要的嗎？我馬上把這張招生通知拿到手，第二天就填了報名表找領導簽字。因為雖然是函授，每年很多面授和考試的時間，這些都要占用工作時間；并且通知特別說明，來往車費和住宿費用也要報銷，因此要領導批準。這是部里文件，按理對一個縣水電局的領導來說應當是與最高指示差不多，但是當時的局長根本不聽我的解釋，馬上就拒絕說：“小朱你剛畢業才多久，怎么又讀書？”沒辦法，我去找當時我的最直接上司歐陽植友，就是第一次一起去白水下鄉的工程師，他是當時水電局最有名氣的兩名工程師之一，連領導也怕他幾分，他聽我一說完，馬上說我去找局長，這又不是全脫產，人家要學習為什么不支持，后來局長就在報名表上簽了字。

我報的是插班生，這樣更難考，但是如果考上了，可以減少時間，更快拿到文憑，因為當時函授的學制是六年，我插進去就變成四年。報名后我就開始了緊張的復習，我把考上大學當作我人生的一個機遇，牢牢抓住。當時考試的科目是語文、數學、英語、物理幾科，以高中基礎為主，復習時間只有四個月。這個時候我真的是達到了拼命的程度。為了訓練寫作文的速度，我給自己定下每天自命題作文一篇，臨時命題臨時下筆必須在30分鐘寫完，必須達到多少字等。這樣練下來，幾個月后，只要出一個題目我就很快就能圍繞題目開始寫作，絕不會發生不知道怎么下筆或寫到一半寫不下去的情況，寫作的能力大大提高。數學也是這樣，只要能拿到的試卷，我都要在規定時間做完，看有哪些內容不夠熟練再去繼續復習。由于準備充分，我順利接到了武漢水電學院的錄取通知，入讀該校83級電力工程班，從此開始了有規律有步驟有方向的學習。

函授學習跟正規脫產的大學一樣，每個學期規定了幾門課程，然后必須通過考試及格才算通過。開學的時候會收到學校寄來的書本和學習考試計劃，學員在家里自學，臨考試前一個月左右，學生去學校指定的地點由老師授課，然后考試。我當時對待這種學習的態度是非常嚴格，給自己定下每天必須學習八小時以上。所以有時白天上班占用的時間，晚上必須學習到很晚，然后早上很早就起來，所以住在我后排的同事說，小朱房間的燈是從來不熄的，他去睡覺的時候燈是亮的，他半夜起來小便是亮的，早上起來還是亮的。實際上當時每天確實睡得很少，晚上經常失眠睡不著，甚至于整夜到天亮也睡不著的情況，學習把我搞得太緊張了。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函授學院在當時是教育部先進函授學院，體現在招生正規、考試正規、教學正規。因為它本身是全國重點大學，它的水利灌溉和水利工程是全國名列前茅的學科，是葛洲壩設計的參與者之一，也是三峽大壩前期策劃和研究的主要機構。學校有當時全國唯一的三峽河段的水流模型，也有當時全國最高電壓的高壓實驗設備。我學的電力工程總共四十門課程，除了基礎課還有很多專業課，專業課偏重于電力，比如變電站、發電機、變壓輸電等，因為學制長，總學制是六年，加上考試嚴格，而學生又是在職的技術人員，有些甚至已經是單位骨干，所以學習時間不能保證，淘汰率很高。當時湖南省招生50人，到第四年的時候只有20人左右，最后畢業的只有十幾人，而拿到學位的只有3位，我就是拿到學位的人。

9

在水電局機關，我始終與機關或者整個社會保持一定距離，沒有融入進去，也有意不融入。考入武漢水電學院在職函授學習后，更加明顯，除了最基本的工作交往，最低限度的人際交往，基本是獨來獨往的生活，因為任何人不可能跟我的節奏同步，也不能理解我的生活 。

我給自己定下的每天學習八小時的要求一直在堅持，這意味著我必須壓縮所有的其他時間，比如今天開了會，我接下來就必須把其他時間擠出來用在學習上，反正每天八小時。所以我在路上走路的步伐永遠都是最快的，沒有人比我快，因為我幾乎總是以小跑的步伐在走路，我要節省時間。偶爾我也參加同事的喜宴，通常是臨到上菜才到達，然后上完第二道菜就吃飽了，等大家還在熱火朝天往下吃的時候，我已經離開了現場。

每個學期的幾門課我都會按最嚴格的要求學習。習題反復做幾次，因為我不能失敗。我總是希望考試一考就過，不給自己留尾巴，因為當時武漢水電學院規定某門課程如果不及格，會安排一次補考，而補考要另外單獨去學校，對我來說太麻煩了，為了補考要坐火車從湖南桂陽趕到武漢去，補考完再回去，這就多了一次跟領導請假的時間，也多了一次報銷路費的時間，在當時那種跟領導關系不是特別和諧的情況下，對我會很麻煩。我真的很難開口說，局長我要去補考，請假三天。所以整個學習過程我沒有一次補考，這在所有這一屆畢業的40多個學生中只有五人。

10

  離畢業還有兩年多的時候，我定下了畢業后考研究生的想法。當時產生這個想法的原因是，我的高中同學廖代清，湖南大學畢業后考入北大讀研究生，他的成功鼓舞了我，他能做到，為什么我不能做到。這個想法一旦定下，就開始有計劃的學習，除了完成規定的每個學期的幾門課程，還要另外學習英語、政治、高等數學以及另外幾門考研的專業課程。就英文來說，雖然一直在堅持學習，但總感覺進步非常緩慢，特別是記單詞讓我特別苦惱，每天記的單詞過段時間又忘記了，實際的詞匯量總是難以突破，似乎是在原地踏步。高等數學是另外一道坎，平時學的內容遠遠不夠，深度不可同日而語，廣度也差遠了，可能一半內容都不到，比如普通大學生學的微積分，只是考試內容的1/3，其他內容如復變函數，集合等有很大比例，這是大學生很少去學的，考研的人必須熟練。當時我花了很大量時間自學這些內容，并經過反復的復習去強化，光習題做了5000題以上。當時有名的高等數學習題集是樊映川數學習題集，國外高等數學習題最為流行的是蘇聯吉米多維奇高等數學習題集，其中后者對數學專業的學生也十分困難，但是我仍然把它做完了，光是數學練習本寫滿了20多本筆記，鋼筆尖用壞了十幾個。

考研對大學生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當時一個名牌大學考研錄取的比例，一個40人的班只有3-4個人，不到10%。普通大學常常是一個班一個也考不上，所以我定下了考研的目標之后，就與全國各地名牌大學里面最優秀的學生在競爭，跟他們的區別是我大部分時間在湖南省桂陽縣，而他們在大學，在大城市，有一群可以討論和交流的同學，而我沒有，他們有老師隨時可請教，而我沒有，有圖書館可以隨時借閱圖書，而我沒有，因此面對同一座高山，我有更多的困難，我只能單槍匹馬去面對這些困難。

 我考研的時候是1987年后的事，當時已經實行了全國統考，類似于另外一場高考，錄取的人數每年全國在4萬左右，一個名牌大學錄取的人數在100名左右，分配到各個學院各個系，平均一個系也就一兩個。

1987年為了檢驗自己的學習和考研的情況，我在本科沒完成學業的時候第一次報名考研，結果是沒有上分數線 ；1988年第二次再考，當時報考的是哈工大，分數上了，但是要自己聯系一個單位委培，我在小縣城一時也聯系不上，自然無法錄取。1989年初再考，終于考上了中科院電工所。

我在當年五月底去北京面試的時候正好趕上了北京那場動亂，但在天安門廣場清場前一天擠上了北京到廣州的火車，離開了北京回到單位。有一個插曲，1988年考研上線但沒去成之后，我決定放棄，然后集中精力賺外快，主要是幫小水電做維修以及幫農民修理變壓器和電動機，接的活一個接一個，引起了領導和同事的不滿。局長跟我說，你搞維修賺錢，群眾意見很大。也就在這一年，我被局里安排到蓮塘鄉搞工作隊，因為這個安排，我再次產生考研的想法并最終考上了。當時領導的想法是讓我去搞工作隊，看你還怎么賺外快。但是恰恰是這次安排成就我另一種人生，所以有一句哲理的話說，我們要感謝那些生命中給我們折磨和麻煩的貴人，因為有他們的責難讓我們生命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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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塘是桂陽縣邊遠鄉之一，與常寧縣交界。不知什么原因，凡是這些兩縣交接之地，民風澆薄，鄉鎮干部的工作特別難做。為了協助他們工作，縣政府會在適當的時候，從機關抽調干部組成工作隊去協助他們，當時主要工作是兩項，一是計劃生育，另外一項是征收農業稅。

計劃生育工作是一項非常難做的工作，農民越是貧困越要多生，最多的家庭已經生了八個女兒，還要繼續生。重男輕女的思想根深蒂固，要改變非常困難。鄉政府的人去做工作，他們要么逃走，要么威脅鄉干部，甚至說要把鄉干部殺了，因此這種釘子戶讓鄉干部工作特別難做，他們只能讓縣工作隊去做這個釘子戶的工作。

我們工作隊在鄉干部帶隊去村里行動的時候，就像當年日本鬼子在偽軍帶路下進村掃蕩，群眾遠遠就在村前面看著我們，確實有些人在喊“鬼子進村了。”但是大部分群眾還是支持工作，并不會幫助這些釘子戶，因為在計劃生育這項基本國策面前，大家要平等，憑什么我做了計劃生育，結了扎，做了絕育手續，他們家不做，因此群眾內心還是支持的。

通常鄉村干部把我們工作隊帶到釘子戶家的門前后，他們這些本地干部就遠遠躲著，然后我們推開門，里面早已家徒四壁，我們樓上樓下找，看不到什么值錢的東西，即使有也早就搬走了，這個時候工作隊負責人就會說：“把房頂瓦片給捅了。”我們幾個年輕隊員就用竹桿捅瓦片，只要幾分鐘，一棟完好房子的瓦片就被捅得七零八落的掉下來，房子也就沒法住人了。有時候房子里還留下一些水缸、碗之類的，我們年輕氣盛，也會用棍棒打破。有一次一戶釘子戶家里有一壇米酒，我們直接一磚頭下去，酒潑在地上，整個房間馬上彌漫著酒香。因為釘子戶跑了，沒有對話的對象，工作沒法做，工作隊面臨壓力。

嚴厲的計劃生育工作有時也造成生命的悲劇，計劃生育干部被打，釘子戶自殺都有發生。當時縣里面的政策是對涉及計劃生育的告狀，法院一概不受理，即使有冤屈，即使工作有錯誤，也不受理。對鄉鎮計劃生育工作實行一票否決，只要這項工作沒做好，整個鄉的工作考核就不行，因此鄉鎮的中心工作就是抓計劃生育，這就是當時的大環境。

1988年我在蓮塘參加工作隊的時候，另一項工作就是給政府征收農業稅。鄉政府給我們工作隊成員每人分配了一個村，讓我們包干完成這個村的農業稅的征收。按理，農民種國家的田向國家繳稅，這是幾千年來天經地義的。初期征收的是實物稻谷，后來改為按稻谷換成等價的錢上交。從道理上來說，種田上交農業稅合理合法，但是實際情況非常復雜。有時候是農民確實困難交不上來，還有時是遇到了水旱災害，農民沒收成，還有時農民碰上其他重大疾病，也有時是有錢不想交，總之要收上來非常困難。這個工作也要借助工作隊的力量，否則鄉政府無法完成。因為涉及家家戶戶，用分片包干的辦法，每個工作組隊員負責一個村。我負責的村又是當時整個蓮塘鄉最為貧困，欠農業稅最多的村，農戶拖欠農業稅最多，有些農戶已經連五年前的農業稅也沒交，幾乎家家戶戶都拖欠，鄉干部每次去都是空手而歸，他們像是在做乞丐一樣的請求農民繳納。

我接手這項工作開始也頗感頭痛，不知從何下手。泛泛地做工作講道理肯定是沒什么效果，鄉干部的工作熱情和能力并不比我差。這時候我就想到了必須要先攻下釘子戶，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當地最有權勢的家庭，如果這家攻下了，其他觀望的群眾也就好辦了，這些群眾會說，你看他家那么強的背景，這次也交了，我們也趕快交了吧！但是這些有權勢有關系的家庭，鄉鎮干部根本不敢去他家收。就像《紅樓夢》第四回，《葫蘆僧判斷葫蘆案》里面描寫的，補缺來應天府做官不久的賈雨村剛要判案抓人，門子就給他使眼色，要他不要發人去拘捕。門子說，老爺您在應天府做官，難道不知道有四個家庭不能碰嗎？同樣的，今天我在蓮塘鄉工作，難道不知道這里有幾家不能碰嗎？因為這家的兒子可能就是在縣里當領導的，得罪不起。當時我沒有這些顧忌，我只有一個目標，必須把這個困難攻下。但是靠我一個人不行，我當時在鄉政府里工作，認識在鄉里工作的一批年輕人，他們有法庭的史法官、劉法官、派出所李警官、財政所黃所長等等，我請他們到小飯店吃了一頓，把我的困難跟他們訴說。他們一個一個年輕氣盛，說這點小事兒不用擔心，我們幫你，他不交錢直接抓人。當時我因為自學有成效，取得了大學本科文憑，他們很佩服我，把我作為他們的榜樣，所以很愿意幫助我；另外我賺外快賺了不少錢，偶爾請大家吃飯，大家也心存感激。第二天我們八個年輕人，開著兩部當時非常時髦非常拉風的警用摩托上了我負責的村。八個年輕人除了我之外，都穿著警服或者法警服或者其他公務制服，警察和法警身上帶著槍，摩托停下后直奔最有權勢的家。在那個年代，這種警用摩托是非常威風的。簡單的說話沒幾分鐘，我們就上了這家人樓上，開始翻箱倒柜。有個朋友說樓上有烤煙，我們把煙搬到窗口，然后“砰”的一聲，一捆烤煙就從窗戶丟下去。丟了幾捆的時候，這家的男主人，一個老頭子站出來說：“別丟了，我交。”然后進黑黑的屋里柜子里翻出了幾張人民幣，我按他家這幾年應收的合計一算，大概有幾十元錢的樣子，接收了第一戶也是最難收的一戶的農業稅。

當我們在這戶有背景的家庭大喊大叫翻箱倒柜的時候，我們這些穿制服的人進進出出，兩輛警用摩托就停在前面，整個村子的人都在看熱鬧，他們家主人數錢交農業稅的過程也被廣大村民清楚看到了，所以當我去下一家收錢的時候，家里的主人已經提前拿著錢在門口等我。因此當天我就收了幾十戶人家。接下來幾天我一個人帶著鄉干部出發，一家一戶的收，工作進展非常順利，根本沒有他們描述的麻煩，大概用了一周左右就收上來整個村十幾個自然村的農業稅，這是鄉里干部每年來做這項工作，但每年都做不下來的工作。

有人把我的工作報告給鄉里面的陳書記。他沒有想到我會有這么大的能量，能夠在幾天時間完成他們幾年也做不好的工作。陳書記特意把我找去，客氣地對我說：“小朱，你的工作做得非常好，接下來你愿意去哪里就去哪里，愿意做什么就去做什么，縣里面有人問，我就說你工作去了。”聽了書記這句話我非常高興，第二天我就買了火車票，帶著復習資料去了武漢大學，在學校附近賓館住下了，開始了兩個多月集中自學復習。在這遠離家鄉，沒有熟人朋友的地方閉門學習。當然我也不是完全的在賓館學習，偶爾也去大學圖書館，剛好我的大學同學在里面工作。在賓館住的時候，也認識了科學院古脊椎動物所研究生周忠和，后來我們成為了朋友，他后來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和美國科學院院士，也成為全國政協常委。這個時間段是1988年的10月到12月，然后我再到郴州參加1989年全國碩士研究生入學統一考試，一個月后我收到了中國科學院電工所的復試通知，然后復試面試完，收到了正式錄取通知書，成為中科院的碩士研究生，了卻了我多年夢寐以求的心愿。

12

在水電局工作期間，除了緊張的學習和單位安排我的工作，還有另外一個事要做就是賺外快。我參加工作后不久，把弟弟朱寶山轉到了桂陽一中讀初中，跟我一起吃住，所有的費用全部由我負責，基本上我的工資一半要花在他身上，所以日子過得很緊張 ，因此我要賺工資之外的外快補貼我自己的花銷，也同時讓父母的日子過得更好。

賺外快的方法主要靠我學到的技術，比如電工維修、輸電線路工程、水電站維修等等，當然還包括倒賣電力器材，比如電線，電纜等等。

二十世八十年代初期，國家公務人員特別是大中專畢業生在社會上的地位很高，因此絕大部分人滿足于這種高高在上的狀態，心里看不起倒賣、維修、安裝承包這種事情，覺得這些事情是社會上那些沒有身份地位的人干的；另外，一個縣城里，真正懂得這些技術的人是少之又少，是稀缺資源，所以來錢很快。

我第一次賺外快是1984年的時候，桂陽縣荷葉鄉產煤區的一個村，請我出差考察水電站設備廠，他們要購買水電設備，目的地在福建政和。考察回來后，村里領導說給朱工程師送一車煤吧！我就把這車免費的煤運到老家白杜水家沖家里。當時一車煤的價格大概相當于我二個月工資的錢，這是我靠技術賺的第一筆錢。后來就不斷有這種事情，但是大部分的時候我都是不去。最有誘惑力的一次是，放假期間，一個地方請我去檢查設備，一天開出了相當于當時一個月的工資，我拒絕了，因為當時學習太緊張了，我怕一旦去了思想從此放松。

時間到了1986年，函授學習課程稍松一些，我賺外快的時間也就多了，所以開始帶著大弟弟朱兵山一起找維修的技術活。我們主要是幫助水電站做維修，我做技術指導，朱兵山具體來實施。比如桂陽六合鄉水電站發電機問題，電站自己的電工怎么都處理不好，也去請來了外地廠家的工程師，仍然處理不好。朱兵山做了一些實驗，發現是線圈在高速旋轉時出現斷線，但在低速時自行連接，所以發電機停下來后一切測試正常，問題非常難發現。朱兵山處理好后電站對我們兄弟非常信任，有任何問題都請我們，直到我考上研究生離開桂陽，有一次假期，他們還請我去講了一次課，付了相當于我兩個月工資的講課費。我想他們其實并不是真的想聽我講課，而是想補償我，只是找借口而已。

我賺外快最多的是維修高壓變壓器。變壓器設備一般電工不敢做，因為高壓設備不是一般低壓設備，電壓高，容易出問題。當時我自己作為工程師，其實只懂得變壓器的理論，要做修理根本不行。我自己不要說參與修理，連里面的結構也從來沒有看過。所以第一臺變壓器的維修我頗費了一些工夫。

那是1987年的下半年，和平鄉一臺電力高壓變壓器燒了，我弟弟就跟他們說，我哥在水電局做工程師，什么都會修理，你們送到他那里吧。當時談好的價格是900元，然后他們就直接送過來了，事先沒有跟我說。我一看一臺變壓器送到了局里，局里也不能隨便放，就在當時還是女朋友的老婆侯運香的單位桂陽縣人民醫院，在她住的地方附近找了個空房間放下。然后組織兩個弟弟開始拆。當變壓器內芯吊出來后，我發現三個高壓線圈已經燒了，變壓器油已經燒黑。事情到這一步沒有退路，但是問題是我根本沒有任何經驗。

第二天我就一個人坐車到了郴州變壓器廠考察。我跟他們說現在有一臺變壓器壞了，需要購買三個變壓器高壓線圈。他們報價是每個450元。我一聽傻了，這臺變壓器我要虧錢啊！三個高壓線圈總共費用1350元，我的總共維修費只有900元，虧掉450，另外里面的油要處理，總虧損會到500元以上！當時我的月工資總共不到80元，壓力一下子大了 。

我返回桂陽，告訴兩個弟弟，現在購買變壓器線圈已經不行了，我賠不起，只能自己繞制線圈，你們一切聽我的。我們三兄弟就開始拆線圈，研究里面的結構。我準備了一本筆記，記錄每一個細節，比如尺寸大小、線圈層數、絕緣紙層數、線圈每一層多少圈等等，一層一層拆，兩個弟弟操作，我則觀察和記錄，不錯過任何一個細節，所有細節必須準備無誤。一萬伏的高壓不是開玩笑，任何一個細小的失誤就會前功盡棄。當一切信息全部記錄以后，我又去了郴州。這次是購買維修繞制線圈的材料，比如絕緣紙、絕緣銅線、絕緣漆、導管等等。好在這些材料還不算難買，半天時間全部買齊。

繞制線圈先按線圈內直徑做一個內膜，然后在內膜上一層一層絕緣線繞上去，繞好線圈，數好圈數，包一層絕緣紙，刷一層絕緣漆，這樣一層一層下去，我在邊上監督和記錄，兩個兄弟細微的錯誤都會被我嚴厲訓斥，因為我的壓力太大了，只能成功，不能失敗。通過一個星期加班加點的緊張工作，三個線圈全部繞制完成，然后進行高溫烘烤。我安排一個弟弟去歐陽海水庫管理局找熟人購買變壓器油，又把燒壞的油去供電公司過濾。他們本來不承接這種業務，但是我是水電局的，我找熟人說了一下，他們給些面子。當所有一切就緒之后，再重新組裝回去，一臺變壓器就算修完了，但是能不能用還是未知數。當時我沒想到失敗，但是如果失敗，我要一年的工資才能把這個事處理好。事情的結果是成功了，我拿到了900元的維修費，扣除購買的原材料，大概賺了300元，付了兩個弟弟十天的工資，每人每天五元，我賺了200元左右，相當于兩個多月的工資。這錢來得快呀，雖然苦，值得。

有了第一次成功的經驗后，我們維修電力變壓器就越來越熟練，速度也越來越快，由第一臺三個人耗時十天，到后來基本上一天全部完成。到了1989年我離開桂陽去北京之前，我們三兄弟就成為桂陽維修電力變壓器最多的一家，幾乎壟斷了當地電力變壓器的維修。后來我兩個弟弟就獨立修理，不再跟我合作，這樣他們的個人利益就最大化，但是大部分時候他們還要靠用我的牌子。

修理電動機的情況跟電力變壓器差不多，因為事先沒有經驗，基本是以研究的態度在做修理。我的電機學的理論非常深厚，旋轉電機電磁場的分布，空隙磁場的計算等等都很熟練。我會繪制出電機接線圖，算好圈數，再用模子繞線圈。但是因為電機只是380伏電壓，所以不像變壓器那么緊張。

雖然理論跟實踐有差距，但是強大的理論基礎在指導我的維修，每一步都依賴這些理論，否則很難成功。因為我從來沒有跟人學過維修，甚至也沒有跟人請教過，因為這些技術當時還是小范圍傳授的，專門的師傅根本不會輕易告訴外人，就是做徒弟也要幾年才脫師。

除了維修，倒賣器材也是我賺錢的方法。1988年的時候，生產資料的價格一天一變，上漲很快。有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知道了高壓鋁線的價格已經上漲到15元一公斤，但是我們水電局里還在以每公斤5元賣，他們并不知道價格已經上漲了很多，因此我開票要把剩下局里出庫的500公斤鋁線全部買下來。但是局里內部的人普遍對我有紅眼病，即古人說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大家一起窮沒事，有人窮有人富就不行，局里的同事對我一個人發財內心不滿，所以別人很容易從局里買到的器材，如果我買，就會設置一些麻煩，他們就會說領導不讓賣，有其他用途，其實根本不是，完全是他自己要想得點好處。所以我就只能從開票的、收款的、倉庫的管理，每個人都會給禮物，因為事情不能拖，我們局的隔壁就是物資局，就有高壓錢線在賣，那里的價格就是15元一公斤，他們只要步行三分鐘就可以到物資局問到價格，我要在局里不知道這個信息的時候趕快買下來，然后全部拉走放到自己找的地方。事情做好后，我直接找到隔壁物資局管倉庫的員工，跟他交待，如果有人來你們這里問鋁錢，來問價格，就要他們來找我，事成之后我就給你一個月工資的錢。后來過了一個星期，果然有人來找我，我的鋁錢就全部賣出去了，我給了對方一個月工資還要多的錢。這筆交易讓我賺了伍仟元，是我當時三年工資的總和。

當時局里物資倉庫除了水泥外的其它器材，比如銅線、鋁線、電纜線、高壓瓷瓶、拉線等等，基本上我一個人在出貨，只有我能用出去，因為局里并不公開，社會上也不知道這里有器材在出售，因為這不是這個機關的主要工作。他們的價格還是幾年前的，我賣出去的價格則是現在的，因此我賺了這些差價。當然也收購其他地方的一些器材賣給另外一些需要的地方，總之有機會就抓住。

1988年之后我們幾兄弟也開始承包高壓輸電線路工程，主要是1萬伏高壓線。這項工作相對簡單，所以有競爭，但是當時我的名氣在當地比較大，對方會愿意給我做，我再交給弟弟朱兵山完成。

1988年我的經濟條件已經非常的好，所以桂陽縣第一棟商品房買了一套，當時價格只要一萬七千元。那棟樓的購房者全部是個體工商戶，像我這種國家干部身份的，只有我一個。因為當時國家干部有房子分配，大家還沒有購買房子的習慣，也拿不出那么多的錢。當時不要說一次交一萬七千元，就是有一千多存款的家庭也很少。1988年的一臺彩電要3000元，我也買了一臺，當時全縣只賣了八臺，因為很少家庭有3000元存款。在水電局，我的工資大概每月總共在80元左右，一年1000多，所以我曾經在1987年跟領導提出停薪留職，不拿國家的工資，但是當時整個桂陽縣沒有國家干部停薪留職的先例，他們不敢批。事實上從經濟上來說，工資對我已經是忽略不計，當時說我是整個桂陽縣首富也不為過，因為確實賺錢很容易，物價又很低。我請十個人在酒店吃一餐，總共花費不到20元，西瓜只要一角錢一斤，其它的東西也非常便宜，所以有時我去買水果，就要瓜農整擔挑到我家里，反正便宜。

因為經濟條件越來越好，名氣在電力行業基本上數一數二，所以找我的人越來越多，加上上次考研究生因為聯系不到合適的委托培養單位而沒去成，所以當時就有放棄考研的想法，覺得在這縣城就這么干下去也不錯。雖然跟領導關系比較緊張，但是房子有了，大不了離開，所以也不在乎領導怎么評價我，因為要把我的行為思想調節到跟他們同步太難了，所以我從來沒有想過要變得跟他們一樣，或者去迎合他們，始終保持自己的獨立。我甚至跟社會也保持距離，我不是一定要迎合社會才能賺錢，我靠我的技術生存。

                 第六章  首都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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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接到中國科學院的正式錄取通知書之后，確實高興和放松了。多年的奮斗和追求終于有了結果，人生之路又像當年跳出農門一樣，迎來了一個大的轉折。命運好像始終要讓我受盡磨難，不會一帆風順，再一次印證禍福相依的古訓。當我在人生最風光得意的時候，命運再一次考驗我，我在跟桂陽法院的史法官，也是我的一個朋友去新田縣執行一個判決的時候，回來的路上出了車禍。當時我們坐的是一輛帶篷的人貨車，我坐在貨箱上，司機開太快，在塘市到流峰的半路上翻了車。車上有化學藥水，車翻了后化學藥水撒在我身上，身上大面積燒傷，緊急送到了最近的流峰醫院。當時基層的醫生沒有化學藥水燒傷的處理知識，大家只注意外傷，所以后來化學燒傷讓我受盡苦頭。第二天被送到我女朋友侯運香上班的桂陽縣人民醫院，在醫院住了一個多月。多虧侯運香的貼心照顧，讓我的傷口迅速好轉，但是燒傷實在嚴重，一直到去北京上學，身上還帶著化學燒傷的傷口，沒完全好，我還去了301，304醫院，即解放軍總醫院和附屬醫院處理。

我去組織部正式辦理人事關系的時候，又產生了絲絲留戀。我的職業和位置是多少人羨慕的目標啊！現在這一切要永遠放棄：我賺錢的事業如火如荼，關系和名望已經建立，買的新房還沒入住，桂陽這個歷史悠久的古城還沒看夠，白水鄉、華泉鄉的山路還想去走走，但是這一切都將遠去……

我最終決定，開始另一種全新的生命歷程。

我在中科院學習的第一年是在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地址在北京玉泉路，緊靠兩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機構：一個是八寶山，一個是國防大學。校園談不上大，也說不上美麗，但是它的牌子非常顯耀，他是中國最早招生的幾個研究生院，也是名師最多的研究生院，所謂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唯吾德馨。從入學發給的材料來看，當年中國科技最頂尖的泰斗都在學校的老師行列，比如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中國物理學界先驅嚴濟慈，著名數學家華羅庚、陳景潤、楊樂，氣象專家葉篤正等等，這樣的名字還可以寫下去，甚至教英文的有李佩，他是兩彈元勛郭永懷的妻子。這些耀眼的明星每周會輪流出現在學院簡陋的教室，甚至沒有人為他們倒上一杯開水。學生也不一般，有一半左右來自北大，清華和中國科技大學等幾所名校，是精英中的精英。

在一年的基礎課學習當中，我選擇了大概總共十門課程修滿我的學分。雖然都是名師上課，當時并沒有留下特別的印象，我還是一如既往的發揮我自學的優勢，幾乎所有的課程都是靠我自學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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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學習的第二年，我到了中國科學院電工所，位置距離清華大學南門200米，離北大南門也就八百米。在這不大的中關村地方，匯集了中國科技的很多研究機構。除了兩所中國最有名的大學，還有十幾個國家級研究所，比如力學所、微生物所、電子所、計算所等等，所以這里真正是匯集了中國高級人才和科技機構的地方。一個地方上的高考狀元，被家鄉捧為明珠，作為學生學習典范的大學生，考入了清華，在這里就像恒河之沙一樣普通，清華南門出來往北大的路邊小店里，擁在一起吃面條的，全是清華北大的學生，隨便一個都可能是某省某市的高考狀元。

電工所承擔電工方面國家重大基礎研究，比如超高壓技術、磁流體發電、超導技術、電子束光刻技術等，所長是嚴陸光院士，他是中國物理界先驅嚴濟慈的兒子，50年代留學蘇聯的博士。

我是1990年下半年來到所里學習。這一級所里總共招了五個碩士。到了所里，我發現辦什么事都非常順利，比如說購餐票，借儀器，安排辦公室等等，一路辦下去，連路綠燈，這才讓我感到這樣的機構人員的高素養。他們對我這個碩士生非常的熱情和禮貌，體現了對新來學生的關懷和愛護，跟我在縣城的各級辦事員對人的態度完全不同，沒有那種拖拉、推諉、程序不清、路線不明的情況，我發出了越是人才多的地方越重視人才的感嘆。

到了電工所后，我的情況就像電工所的員工差不多，有辦公室，有具體的研究工作，也享受著所里員工差不多相同的福利制度；每天接觸的，基本上是本研究室的這些人，大概是20幾個。每天只是有規律的上班下班，沒有很重的任務，也沒有很多的課程。管研究生的處長通知我，可以去清華北大選課，免費的，所里跟他們有協議。我自己選了兩門北大的課程，選了兩門清華的課程，去感受一下這兩所大學的氣氛。

我所在的第九研究室是研究國際上最先進的半導體設備光刻機的一個研究機構，這種光刻機是高技術中的皇冠明珠。它的原理類似于電視機顯像管。顯像管是用鎢絲發射的電子經過高壓電場加速聚焦打在可發光的熒光屏上產生光線，經過偏轉線圈的控制掃出圖像，當掃描足夠快的時候，就可以看到動態畫面，形成電視圖像。但是光刻機里面，電子束掃描的面積只有1*1平方毫米，而掃描出的圖像的復雜比電視畫面要復雜，清晰度更高。

我在研究室里再次感受到這里的人高素養。他們是那么的禮貌和客氣，絲毫沒有讓我有任何融入上的困難，每一個接觸的人都是那么的配合，絲毫不保留的幫助和指導，反而是我這個來自于基層，生于農村的學生，處處表現出一些與這樣的地方不合時宜的說話的口氣以及行為態度，特別是我那比較濃重的湖南口音。

科學院就是科學院，這里的研究人員素養實在是高，我內心已經為他們折服。深入接觸后，這些樸素和謙遜的研究員的背景個個讓人驚嘆，他們要么是國內最好的幾所大學畢業生，要么有國外研究機構進修的經歷，要么是某個方面特別的專家，我在他們中間，就像參天大樹下的一顆小草，我接觸以后才有這樣的感覺。

我的辦公室除了我之外還有一個人，他是這個研究室退休的室主任。老主任退而不休，還經常來所里上班，就把我安排跟他在同一個辦公室。我知道他的名字叫那兆鳳，通常我們叫他那老師。后來研究室里的人告訴我，那老師是皇族后裔，那是滿清葉赫那拉姓中取一個字，即取了“那”字形成的姓。據說解放后辦戶口，派出所那些警察看到滿清后代的姓很長，他們寫起來很費勁，有些字還不好認，他們就跟這些滿清子弟說，你們這個姓太長，太麻煩了，為什么不像我們一樣，趙錢孫李，周吳鄭王多簡單，你們就從中間取一個字。當時這些人早已經沒有皇室后裔的高傲和貴氣，只得聽從警察的話。從此北京這些滿清皇室后代就變成了單姓，比如葉、赫、那、拉等等，那老師的姓就是這樣來的。當然這是傳說，沒法考證。因為他真正是皇室后代，遠不是一個姓那么簡單，所以國民黨的時候還多少受一些優待，就任于國民黨國防部二廳，專門從事技術研究。解放后曾研究出高精密的測量電橋儀器，后來加入電工所，因為技術的過硬，是電工所最早的一批研究員，長期擔任研究室主任。

這么一個行高德昭之人，他就像一個制作精美的玉器，我在他面前真的就像一個制作粗糙，還沒完全成形的毛胚，處處都表現出不成熟不穩重，不禮貌不周到。他來辦公室的時候，第一件事會去倒垃圾，然后去打開水，然后是用抹布把桌面抹一遍，這都是例行的事，并且是那么愉快和情愿，臉上總是掛著祥和的笑容。六十多歲的人動作如飛，上樓梯總是一步跨好幾層，常常穿著一件灰色夾克，拉鏈總是拉好，頭發梳得整齊，手上提著提包，那么樸素和平易近人，我想這要多好的教養才能夠做出這圣人般的行為細節。他從來不主動好為人師的教我，只有一次，他要我幫助用電腦整理他歷年文獻以及全世界關于光刻機論文的時候，我才發現他做學問的嚴謹細致，發現他海洋般的學問，信徒般對學問的投入，我才真正覺得他是這個行業的一座高山，一座豐碑。

我跟他共用兩年辦公室，本來應以他為主的辦公室，反而讓我這個學生反客為主，得寸進尺，后來他幾乎不來了，我甚至帶被子住在辦公室。當然到底是他覺得反正退休了，不用來辦公室了，還是覺得我侵占了他的地盤，我一直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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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顧文琪先生只有40多歲，是有資格帶碩士的研究人員中最年輕的一位，我是他的開門弟子。我第一次去見他就感覺到他的熱情周到的關懷，絲毫沒有師道尊嚴，居高臨下的感覺。他的笑聲，他的平易近人，把我見面之前那些所有的緊張的心情一掃而光，絲毫沒有八年前我第一次去見水電局領導那種天上地下高不可攀的層級壓力，這一方面來自于他非凡的人格魅力，另一方面是科學院的大環境下的一種普遍的氣氛。

第一次談話，他先問我有什么困難，然后跟我說“小朱，你的工資不夠高，除了國家規定的工資，我們研究室額外再補貼你30元。”他說這些話的時候始終面帶微笑，讓我如沐春風，自始至終沒有任何緊張。他也沒有說類似于你要好好學習，遵守所里的紀律，這種俗套訓詞，談話過程只有關懷和直奔問題和任務的指引。最后他叫來室里的行政秘書，跟我說生活上有什么事情就找她，整個過程行云流水，不拖泥帶水，干凈利落。

隨著在所里的時間越來越久，我知道顧老師是中科院文革前的碩士，文革后先是到德國亞琛工業大學進修，然后受國家派遣到香港幫助對外經貿部建立香港華科半導體廠。回來后，第九室老主任那兆鳳退休，他接任那老師就任室主任，是所里最年輕的主任，也是最年輕的研究員。我到來不久，他上任副所長，走上廳級領導崗位，同樣在科學院系統屬于年輕的廳級領導，不久又調任院高技術局任局長，直接協助周光召院長管理全國高科技項目，是所有院士的當家人。

顧老師是上海人，有上海男人特有的細心和耐心，所以無論在什么職位，這種上海好男人的特質就得到很好的發揮，做他的下屬舒服，沒有壓力。同時他又是雷厲風行的作風，做事從來不拖泥帶水，所以他領導的工作總是能高效率向前推進。在他還是研究室主任又是副所長的時候，每天都是連軸轉一樣的工作，沒有任何閑下來的時間，任何時候都是以最快的高效率把要交代的工作說完。

他有一個習慣，只要他在，辦公室總是開著，任何人都可以隨意進去，不需要預先約定，整個談話過程也不會關門，說完就走，沒有多余的閑聊，只是工作的交流。

由于顧老師是所領導的緣故，我在所里辦事基本上是一路綠燈，研究室里更會配合，這得益于導師的地位和他上海好男人人際關系的細膩，人緣關系特別好。就算他不是所長，大家對他也充滿好感。

由于他身處領導，既管研究室又管所里的事務，雖然只有我一個研究生，也沒有多少時間跟我交流，指導我的工作交給了九室另外一個研究員張福安，所以后期研究課題的細節，我基本上跟張老師討論，跟顧老師討論的時間越來越少，他只是隔一段時間聽我的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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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九室讀研究生這段時間，九室承擔的是國家級的科技攻關項目：深亞微米電子束光刻機項目，當時項目已經進行了兩年，設備已經組裝完成，研究人員每天下到地下凈化車間調試這臺設備，他們希望用這臺電子束光刻機刻蝕出低于0.5微米以下的，所謂深亞微米線寬的圖形。但是調試非常麻煩，效果一直不理想，進展非常緩慢，主要是設備上的麻煩，因為當時制造工藝很難達到這么精密的誤差要求。線寬如果是0.5微米，設備的運行誤差就只能是0.05微米，似乎超出了當時的技術極限，有時機械誤差大，有時是電氣干擾大，有時是安裝精度不夠，反正機器正常工作的時候很少。

我的研究課程也是光刻機研究，就是用SEM改裝成一臺簡單的光刻機，然后用這臺光刻機繪制出要掃描的圖案，通過這臺光刻機刻出來的線寬要達到微米級。類似這種用SEM改裝成光刻機的研究，國外也有人做過，但是用繪圖軟件繪出各種想要蝕刻的圖案，過去還沒有人做，因此老師給我選定了這個課題。分電路和軟件兩部分，電路部分主要是張福安老師指導下完成，軟件部分是我自己寫的，采用的是8051的匯編語言，繪圖軟件用的是AUTOCAD。我弄清楚AUTOCAD輸出數據結構后,把這個數據讀出來，然后用數據去控制電子束的編轉。當改裝的SEM調試好后，很快就掃描出亞微米圖形，然后把這個結果寫成了我的碩士論文，整個過程相對來說還是比較順利，沒有很大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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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一貫嚴于律己的人，我非常珍惜在中科院的學習環境和時間，幾乎沒有什么無聊的會議，無聊的報告，也沒有不必要的人際交往，我也很少去購物，游玩等活動，幾乎把全部的時間用在了我的學習上，從來不放松放縱自己，因為這也許是我人生最后的脫產學習機會，這樣的機會十分難得，條件也十分優越。事實上確實如此，每個月我有與普通工作人員接近的工資，不用為經濟發愁，我又有差不多獨立的辦公室，這是其他碩士沒有的。在九室這個團隊，每個人都非常的友好和配合，讓我做事非常順利。

我的導師顧文琪研究員有一次找我談話。跟其他教授與學生的談話內容不同，他是讓我放松，不要抓得太緊。他說：“其實碩士生并不需要天天準時踩時間點上班。”他可能發現我太嚴格要求自己，因為我本來就睡在實驗室，連路上的時間也省了，本來就有早起的習慣，從來不睡懶覺。我跟大部分碩士不一樣，對時間的管理自律到苛刻的地步，這是長期形成的習慣，在碩士期間也得到了堅持。

雖然我來自于農村，來自于縣城，但就經濟條件來說，好過絕大部分碩士生。我是在職考進來的學生，是按月發工資，其他人是靠助學金，所以我高過其他碩士生，但是在消費上，我是嚴以律己，從來不亂花錢，因為事實上我也沒有花錢的時間。

中科院的碩士雖然都是高材生，但是這些人到了大學后在寬松的管理環境下，很多人放縱起來，逃課、晚睡、晚起造成的上課遲到很多。到了碩士階段，考試幾乎沒有了，很多人更放縱，導師也幾乎不管，所以很多人的學習放得很松，我是少數一貫嚴格要求自己的學生之一。

中科院的同學有一個風氣就是追求出國，把出國留學變成了他們的目標，同學之間交流的話題很多都是在留學這個事上，比如托福考多少分，聯系到哪所大學，哪所大學的獎學金高，請誰做推薦等等。然后日常大量的學習時間在學英語上面，對其他知識的學習幾乎就是應付。電工所有個同學幾乎每天都在學習英語，好像他是英語專業的學生。我對這種普遍的追求出國之風不以為然，天天學英語，英語永遠是一種語言啊，除了語言，我們還有很多很多知識要學習，只有全方位武裝自己的知識，才能成為真正的專業人才。我反對他們這種做法，不跟著他們的風氣走，自己追求全方位的學習，英語學習只占我學習中的一部分。我也沒有想過出國，甚至連導師也暗示我，如果想出國，他可以給我一些美元用作考托福，但是我從來沒有這心思，我珍惜現有的學習機會，我不想再去國外學習。

6

有個流行的諺語說，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不到深圳不知道自己錢少，這是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這個社會的部分真實情況。我在桂陽縣水電局工作的時候，局里的領導只是一個科級的干部，我能夠見到的最大的干部就是縣里的領導，他們是處級干部。到了北京這種情況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到電工所報到，這個有600個工作人員的研究所是一個正廳級的機構，研究室主任是正處級干部，所以我變成了天天跟處級干部一起工作的人。而廳級干部也經常在食堂，在澡堂上一起見面，不足奇怪。甚至無論是這些領導還是我這個群眾并不覺得領導和群眾間有無法逾越的高不可攀的離距。

我經常在所里碰到所長嚴陸光先生。他來上班的時候騎著一輛破舊的單車，下班的時候會順便去食堂買一包饅頭回家，偶爾也會直接在食堂吃，就跟我們一樣，完全沒有一個正廳級領導的架子，如果你不認識他，你可能會把他當作某一個酒店的炒菜師傅，因為他身上沒有絲毫用來顯示他身份地位的樣子，標志或行為。因為他是院士，享受國家副部級領導的待遇，比廳級領導還要高一等，但是我絲毫沒有這種他是什么級別領導的感覺，甚至所里的同事不叫他所長，都是直呼老嚴，他也自然而高興的答應。后來通過其他所里老同志的介紹，了解了更多情況。他是中國物理學先驅，中國科學院早期創辦人嚴濟慈的第六個兒子，父親給他取陸光，當然前面還有肆光，伍光等等。嚴濟慈后來選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了國家領導，一個人住在有武警警衛的大宅院。我在研究生院的時候，每年元旦，嚴老會用紅紙親自寫上幾句祝福語要秘書送到學校，體現老一輩的革命家對年輕學子的關愛。幾個紅紙毛筆字一絲不茍，作為老一輩的革命家和老一輩的學術巨人的精神，透過這幾個字顯露也來。

我因為睡在辦公室的緣故，偶爾會跟門衛聊幾句。有個門衛大哥告訴我，他是部隊正營級參謀轉業過來電工所做門衛。正營級什么概念，相當于科級干部，也就是相當于我過去工作的水電局長的級別，但是他卻實實在在的在給電工所做門衛，絲毫沒有營級參謀的架子，每天高高興興的守著電工所的大門。

天子門下的北京與基層縣城的反差處處都有。我在縣里工作的時候，誰的父母有一定的地位，跟領導有什么關系，往往他們的工作就會得到領導特別的照顧，但是如果沒有這種關系，可能應當屬于你的權益也保護不了。所以做什么事都要有關系，關系成了小地方生存最重要的資源和能力。但是在北京，在電工所就完全不一樣了，大家根本不太在意什么關系，如果你說你父母是誰，基本上也沒人把你當回事，所以電工所也有什么部隊司令員的女兒，部長的兒子什么的，他們這些身份也撈不到什么好處。

電工所也有領導來視察工作。部級領導來了，基本上大家都不知道，跟平時沒有任何區別。有一次一個副總理來了，我也是過去后才聽說，當天電工所跟平時沒什么區別，來的領導也沒有帶很多的隨從和記者，非常平靜和普通的樣子，甚至也沒有任何歡迎橫幅之類。這就是北京，天子門下，要打起官架子太難了，根本就打不起來，有人坐轎也要有人抬轎，缺一不可，這里既沒有人坐轎，也沒有人抬轎子，所以官架子打不起來。

電工所只是北京一個普通的廳級機構，并不靠近權力中心，所以權力級別在這里不敏感。據說中南海和釣魚臺國賓館這些地方更加不把領導當領導。一個地方的市長甚至省長，在地方上高高在上，進釣魚臺國賓館參加活動，因為某些細小動作被里面警衛訓斥的事時有發生。有些地方領導自由慣了，在里面拿出相機就拍，馬上受到武警的警告。有些去觸摸釣魚臺別墅里的工藝品，服務員馬上過來制止，讓這些在地方不可一世的官員很沒面子。后來這些官員仔細看了說明，發現里面擺的可不是市面上隨便購買的裝飾工藝品，里面擺的多是國家文物，通常只有在博物館才看得到，比如明朝的畫，乾隆的碗，慈禧太后的花瓶什么的，他們才知道服務員不讓觸摸是對的。

科學院的院士是中國科技界的最高榮譽。在地方上，一所名牌大學有一兩個院士就覺得自己多了不起，學校的宣傳冊，招生簡介往往把他們的名字印上去以顯示這所名牌大學的實力。但是在科學院內部，這些院士可沒那么高的待遇，也沒有人把他們捧得那么高。我們學生宿舍后面的科學院數學所100多人，七個院士，數學所從來沒有把他們的名字寫在宣傳冊上。這里院士太多，太普通，不足以引人注目。

一篇哥德巴赫猜想的報告文學讓陳景潤成了全國人民的英雄和模范，全國興起了一股學科學用科學的熱潮，大家都以陳景潤為榜樣攀登科學高峰。但是在科學院數學所，陳景潤上班的地方，人們卻有另外的感受。在這個所里跟陳景潤一樣努力的人大有人在，跟陳景潤一樣有成就的人大有人在。別的不說，華羅庚、楊樂、張廣厚的成就就是數學上一座無人能及的高峰。所以數學所遲遲沒有給陳景潤配車子，也沒有分配套房。后來有人反映到中央領導那里，領導批示“查查科學院哪些人在管事，為什么不解決陳景潤的待遇？”科學院領導看到批示趕緊特事特辦解決了他的待遇。但是另一個事情讓數學所非常煩惱，有些中央領導或者省領導轉給科學院的領導，指示審核那些號稱解決了“哥德巴赫猜想”國際數學難題的論文。有一些人只有初中畢業，長期在地方做領導，退休以后開始研究數學，連基本的數學概念都沒有，卻號稱解決了“哥德巴赫猜想”，證明了一加一等于二，搞得數學專家哭笑不得。領導的批示又不能不重視，浪費了數學所科學家的很多時間。為此數學所專門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告訴全國人民，只有在數學領域有教授職稱的，目前在全國哪幾個機構做研究的人才能全面理解和接近這個問題，其他人根本看不到希望，業余研究根本不可能解決。

             第七章  深圳賽格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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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1992年，我的論文答辯完畢，差不多就要研究生畢業了，開始聯系自己未來的工作單位。由于時間觀念，我不想花太多的時間去找工作，只參加過一場人才招聘會，提交了大概七八份簡歷，后來得到幾個有意向的機構回復，包括桂林電子學院，核工業部四川研究院，電子部四十八所，香港華潤集團下屬華科半導體公司，其中以香港華潤集團最想去，但是最終沒有去成。

華潤下屬的華科半導體屬導師顧文琪先生推薦，因為有這種關系，對方很快跟中國華潤集團總部聯系安排面試。我按地址指引來到了位于東單的一棟裝飾典雅的六層小樓，然后坐電梯到三樓人事部。里面的奢華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肅靜而有條不紊，人來人往，人們都西裝革履，面帶著職業微笑。我很快就坐在了這個副部級單位的人事部辦公室，進行著我人生的第一場職業面試。基本上也是流程化，沒有什么特別的問題，不久我就接到了香港華科半導體公司的電話，讓我去深圳接受面試。我按約定的時間坐火車從北京到了深圳，導師跟我說，因為跟他們有業務上的關系，你的深圳之行算是出差，他將托秘書給我訂一張臥鋪。當時的深圳留給全國人民的是新奇富有，充滿激情；那里有許多高樓大廈，有許多港商，有許多的有錢富豪，那里的人快節奏高效率。他們提倡的口號是，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他們可以三天蓋一層高樓，那里是時尚的起點和源頭，是吸引年輕人實現夢想的一方熱土。

我下了火車，隨著人流走出了火車站，按照朋友王躍清留給我的地址一路問到了蛇口工業區南油集團后面一座公寓，住到了他們的集體宿舍，他在媽灣電廠工作。

對于我來說深圳有太多的新奇之處。她到處是綠油油的熱帶植物，墻壁和屋頂閃爍著霓虹燈廣告牌，到處是俊男靚女快速的人流。花錢如流水般的消費，處處引人向往。當我按約定的時間左轉右轉，用我濃烈的湖南口音，一路問到了羅湖聯檢大樓，經過武警和公安的幾次盤問，才到達我跟華科人事部經理王小姐的見面地點。我在聯檢大樓華潤集團的一個辦事處讓她做了面試，面試完后，我一路跟她走出來，我很想知道結果，就問她對我面試有什么印象，她說對我印象不錯，但是最終結果還要華潤集團審批。

我返回北京后華潤總部派人到電工所做檔案調查，因為他們要正式辦接收，但是他們發現一個很大的，之前沒有注意的信息：我已結婚，太太在湖南桂陽，這等于給他們出了一個難題，因為華潤是央企，在北京就是眾多副部級央企中的一個，他并沒有權利給進京的戶口指標，也就是說我因為是學生，調入符合北京政策，但是我太太的調動，特別是戶口指標是他們的一個難題，他們不想為我這個普通的碩士去為自己增加這個可能要很多年才能解決的困難，所以檔案調查之后他們決定放棄。

這件事對我的打擊很大，因為前期一路順利，我也花了不少時間，又是導師推薦，抱著很大的希望，并且香港的工資當時是深圳的十倍，是其他省份的幾十倍，我去的職位又專業對口，可以說是非常理想的，這件事的失敗讓我痛苦和消沉了許多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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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廣東和深圳越來越向往，但是這邊離北京太遠，在北京聯系這些地方非常不便。有一天我在報紙上看到報道，說是深圳賽格集團準備與歐洲意法半導體公司合資新建大型半導體工廠，這個消息吸引著我，但是一時無法聯系，后來我就郵寄了一份簡歷給賽格集團。他們的效率很高，不久就來電話表示有意向，希望我去深圳面試，所以我又一次踏上了深圳的列車。

這次我是按地址直奔朋友王躍清的住處，又住在了蛇口工業區南油集團后面一棟宿舍樓里。

第二天，王躍清自告奮勇地跟我說，明天我帶你去面試。然后我們第二天就坐上了蛇口開往市內的中巴車往深圳市區去。蛇口經過十年的發展，初具城市規模，事實上蛇口是比深圳更先發展一步的地方，是特區中的特區。他們的體制、待遇、管理，跟深圳其他地方不一樣，據說勞動制度也不一樣，儼然一個市中之市。深圳市內的人，也沒有把蛇口當作他們的一部分，深圳就是深圳，蛇口就是蛇口，一條中巴線路從蛇口開到深圳市內，要經過很長還沒完全開發好的地方，穿越紅泥山頭，也要穿越低洼菜地農田，這條鄉村一樣的公路擁擠著很多巴士，卡車和小車，經常一堵就是幾十分鐘寸步難移；中巴有時堵在半路，乘客下車到路邊野地大小便，也不用擔心車子開走，因為堵車常常是很久，總共30公里的路程，走三小時是正常的時間，一堵就可能要走六個小時。

我和王躍清到達賽格集團位于深南路旁邊的七層辦公樓，辦公樓的頂上有一塊巨大的賽格集團名字招牌，人事部的辦公室在三樓，他們在玻璃門上貼著一張紙，特別引人注目：根據深圳市人才調入規定，賽格集團只接受下列十六所大學的學生，然后下面就列出了全國最有名的十六所大學。我進去之后，他們簡單看了我的材料，然后把我帶到了總工程師的辦公室。總工程師是葉魯教授，穿著襯衫系著領帶，兩條吊帶系著西褲，戴著金絲眼鏡，體態稍胖，臉色紅潤，既有學者派頭，也有領導氣質。我們坐下后，他就開始跟我聊，他說：“我知道香港華科想要你，他們屬于北京企業，兩地分居的調動很麻煩，但是我們沒有這個問題。”在我跟他聊的時候，王躍清覺得我回答問題不利索，幾次插話替我回答，引得葉教授不滿，后來我們要走的時候，他要我停下來，然后關上門單獨對我說：“你來面試還帶什么朋友？就憑這一點，你的工作能力就不行。”我馬上道歉，說對不起，我只是不熟悉路，讓他帶一下，并沒有讓他回答問題，以后我一定注意。

我后來知道葉魯教授做過電子部12所所長，也是個正廳級的領導。當時深圳市與電子部合辦賽格電子集團，行政上是由深圳市管，業務上是由電子部管，主要領導由電子部下派，其中董事長馬福元由電子工業部深圳辦事處主任調過來，總工葉魯教授由電子工業部第十二研究所（即現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十二研究所）所長所調過來，后來又調來了中國電子工業總公司總經濟王殿普，一時間這個深圳市下的地方企業聚集了好多個正廳級領導。

雖然經過一番曲折，但最終我得到了賽格集團的接收函，來到了深圳。